长征中博古交权的“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

　　颜林

　　毛泽东曾经运筹帷幄、开会过年的地方——红军长征纪念地“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旧址，目前尚存无数红军标语、遗迹和遗物。为了追寻革命遗址遗迹，我们一行数人从四川省革命老区叙永县城驱车前往四川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红军长征纪念地“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旧址。长征途中，党中央红军在叙永县石厢子彝族乡“鸡鸣三省”石厢子举行的“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历史意义非同凡响。我们在“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旧址瞻仰红军长征的遗迹和遗物，缅怀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当地老乡一起摆当年毛泽东在石厢子运筹帷幄、开会过年的故事和“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时“博古交权”的故事，引起对这位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和红军的无限怀念。石厢子，位于川南门户叙永县城南79公里处（为今石厢子彝族乡政府所在地），濒临赤水河畔，南与贵州七星关区毗邻，西与云南威信县接壤，“雄鸡报晓，三省可闻”，故有“鸡鸣三省”之称。1935年2月3日（甲戌年腊月三十）晚至2月5日（乙亥年正月初二）凌晨，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在此召开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作为遵义会议的延续，“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在党史军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2014年中央红军“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旧址被命名为“泸州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2015年又被命名为“四川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2016年12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宣部、财政部、旅游局、教育部、教育部、民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文化部、民航局、民航局、文物局、铁路总公司、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等14个单位发出《关于印发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的通知》（发改社会［2016］2662号文件），叙永县“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旧址”入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

　　红军进驻石厢子

　　石厢子四面环山，古木参天，怪石嶙峋，地势险要，一块形似箱子的巨石矗立场头，因而命名为石厢子。红军进驻时，这是一个居住着包括汉族、彝族、苗族等在内的75户人家400多人的村落。沿着石厢子左侧陡峭的山谷坛子口而下，就是赤水河上游的大渡口。

　　1935年1月2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率领中央红军在川黔交界土城、猿猴（元厚）场一带一渡赤水，进入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四川境内。

　　2月3日拂晓，毛泽东等率领中央纵队从摩尼向石厢子进发，经安基屯、东瓦沟、阿里普，下午5时许抵达石厢子。当地彝、苗、汉等各族群众扶老携幼、箪食壶浆迎接红军。红军总部、电台、没收征发委员会、银行等均驻扎于此。根据军部安排，红军总部驻万寿宫；电台设在老乡刘春和、刘会元、陈文中家；中华苏维埃银行设在老乡袁继武、彭海家；没收征发委员会设在老乡王连山家；苏维埃纸币兑换处设在五圣宫；毛泽东住在老乡肖有恩家。

　　毛泽东有一个习惯，每到一地，总喜欢找书找报，以便了解当地历史掌故、诗词歌赋和风土人情等，并通过报纸上的报道，了解一些国内和国际形势变化，间接掌握一些敌人的情况。当时不可能在偏僻的石厢子马上找到报纸和地方史志书籍，于是，毛泽东派人去请了一个熟悉情况的当地“私塾”先生来详细询问情况。

　　当晚，中革军委在石厢子召开会议，研究作战方针和行动计划。19时，军委发出《关于我军四日行动部署》电令。作出如下部署：“我野战军仍执行2日24时电令任务，各兵团明日行动如次：A、右纵队全部由林指挥，应进到古宋金鹅地域，并相机占领古宋城，向永宁、江安、江门方向警戒。B、三军团应进到兴文地域（最好不经古宋）并准备相机占领兴文城，向永宁方向警戒。C、五军团应由摩泥〔尼〕（摩尼又名金尼）向西进到石厢子地域。D、军委纵队进到水潦地域。”

　　鉴于一军团二师围攻叙永县城不下，各路敌军又向叙永合围，军委于当晚22时向各军团发出《我军向分水岭等地前进及四日战斗部署》电令。部署：“我野战军为迅速脱离当前之敌并集结全力行动，特改定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为总的行动目标”，“军委纵队明日仍在石厢子不动，准备开水田寨、扎西之间的地域”，“第五军团应开到摩泥〔尼〕，并以得力的团警戒永宁，以掩护一军团主力通过”，“一、九两军团及军委三、二梯队，应于明4日以急行军通过永宁、摩泥〔尼〕之线”。当晚24时，军委又发出《三军团派团分别扼守站底、两河口，五军团扼守摩泥〔尼〕以北防永宁敌南进》的电令。命令：“五军团扼守摩泥〔尼〕以北的要隘，阻止永宁之敌南进，直至明晚，以便掩护我右纵队通过站底、摩泥〔尼〕之线向川滇黔交界之扎西地域集中”，“李、黄、陈、刘各以急行军于明日拂晓通过永宁、摩泥〔尼〕之线，并于到达指定地域向永宁严密警戒”。红军向敌人兵力空虚的川滇边境转移，待机由扎西（威信）出长宁在宜宾附近北渡长江。

　　当日，时任军委三局政委的伍云甫①在日记中写道：“2月3日，晴，由达摩坭〔尼〕经安吉亭〔安基屯〕、乐洼〔东瓦〕沟，到石乡〔厢〕子宿营，没收彭姓土豪（是日即旧历除夕日——三十日）。”伍云甫还在前一天的日记中写道：“2月2日，阴。由（8时）马蹄滩经张家坝、海螺铺〔堡〕、千水桥到达摩坭〔尼〕宿营（23时30分到达）。越六座高山。（约80里）”②

　　当天，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陈伯钧③也在日记中写道：“2月3日，始阴、继晴、微风，行军——由风水桥经摩泥〔尼〕到石厢子。约75里。9时出发，因吃饭关系又挨晏了（即又晚了）！结果仍掉在野战医院后面，及至磨泥〔摩尼〕才插上第四科，到石厢子已晚间20时许了！”陈伯钧还在前一天的日记中写道：“2月2日，阴、夜雨。行军——由马头经海螺铺到风水桥，约75里。9时由马头出发。而我们伙夫起床太晏，弄得不能按时赶上队伍，真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到海螺铺遇靖匪中途扰乱，打了数十枪。但我们在武装掩护之下，仍安全通过该地。晚21时许才到达宿营地。”④

　　打土豪过“开心年”

　　时逢春节将至，红军在石厢子积极进行宣传活动，书写革命标语，开展群众工作。2月4日（乙亥年正月初一），红军在石厢子召开群众大会，将从恶霸地主彭正楷、周世成家没收的粮食、衣服等分给贫苦群众，并处决了民愤极大的税卡员肖宝之。在吴家桥，红军宰杀团总吴联山家的肥猪，与当地群众聚餐，共度新年。几十年后，当地老人仍津津乐道与红军一起过的这个“开心年”。红军为民除害，接济穷人，深得民心。此后，红军四渡赤水两次往返于“鸡鸣三省”四川一侧，均畅通无阻。

　　终年辛苦而不得温饱的“干人”，分得粮食、衣服等财物，与红军一起过了一个“开心年”。川南地区的穷人之所以叫“干人”，是因为他们终年辛勤所得全被军阀、地主豪绅抢夺去了，他们的血被吸血鬼们吸干了。有的人家穷到连十七八岁的姑娘都没有裤子穿，小孩子在冬天仍一丝不挂，蹲在路边冻得发抖。有的连破烂不堪的衣服也穿不上，勉强把下体遮盖一下，只能用稻草、棕树叶编成的蓑衣披在身上。到了冬天，又只有盖稻草编织的被子。至于吃的，广大川南穷人过着“三月杂粮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的日子。

　　美国著名记者、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记述了朱德总司令长征时期的往事。她写道：“在朱将军保存的有关这一时期的记录中，我发现了许多潦草的铅笔笔记，显然是他在村子里休息时，或是在深夜临睡前匆促记录下来的。有一页笔记提到一月十五日在遵义举行过群众大会，他在会上讲了话……另外几页笔记显示出朱将军对人民生活问题的不间断的关怀。有一处写道：玉米和少量的白菜是老百姓的主要食物。老百姓穷得吃不起粮食，只能卖粮付租付高利。军阀还抢米，算作‘战时粮税’……老百姓管地主叫‘绅粮’，自称‘干人’——什么东西都被抢干了。三种盐，阔人吃白的，中等人家吃褐色的，劳苦大众吃黑盐巴。农民就连黑盐巴也吃不起，放一小块在碗里，吃菜的时候就把菜在盐巴上沾一下。”⑤

　　陈伯钧在日记中，如此描述当时的情形：“2月4日，晨雾、继晴，休息——石厢子。石厢子系川、滇、黔三省交界处，处于万山中，四周岗峦环绕，形势险要。不过给养比较缺少，连水都不易找到。这两日系旧历年关，豪绅们物质都很丰富地准备过年，我们住的房主恰是一土豪，我们也就将土豪所办的年货给自己过年用了！今日伤口又比较好些，微可以行走一下，因此我亦到王主任（即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及第四科（即中央军委四局四科）等处玩了一玩。”

　　毛泽东在石厢子开会过年洛甫代替博古负中央总责

　　2月3日晚至2月5日凌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在“鸡鸣三省”石厢子连续多次召开会议。2月4日18时，野战司令部向各军团发出《野战军司令部关于川南敌军部署情报致各军团电》，通报了川南敌军兵力部署的情况，部署灵活机动应对敌军。原来，红军在长征途中，军委二局已经掌握了敌军的密电码，因此通过破译敌军的密电码，掌握了敌军的兵力部署等重要情报。所以，在长征途中，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运筹帷幄，指挥红军作战略转移，才没有遭到敌军的埋伏，这是蒋介石至死都没有搞明白的事情。敌军的密电码是中共隐蔽战线的地下党组织，想方设法才搞到的。当时，毛泽东特别喜欢的年经战士钱江（钱昌鑫）就在军委二局三科当报务员（侦收员），从事侦听敌人电台的技术侦察工作。毛泽东曾多次了表扬军委二局的工作，称赞说：二局是“走夜路的灯笼”，我们是打着这个灯笼长征的，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⑥

　　2月4日23时半，军委又向各军团发出《关于我军五日行动部署》。对各军团2月5日的行动部署是：“（一）第一军团以集结扎西之目的其行进路线：子、军团直属队及二师之一部应由大坝直开往扎西。丑、第二师主力及第三军团跟九军团二、三梯队后，由两河口经黄泥咀〔坭嘴〕、分水岭开往扎西，以上两路由林定出各宿营地。寅、一师主力如已到沙坝场时则即经石厢子进到檀场〔坛厂〕，但须于明日14时前，全部通过石厢子。（二）第三军团应由清水河，黄泥咀〔坭嘴〕、海坝地域开往水田寨或扎西之西北地域。（三）第五军团应进到石厢子宿营。（四）第九军团及军委二、三梯队应进到分水岭宿营。（五）军委纵队应进到水田寨宿营。”同时，要求“各兵团都应加强对古宋、永宁、站底各方的后侧卫及驻址警戒”。从军委发出的上述电文电令，可以看出由于当时军情紧急，不仅会议研究的内容很多，而且会议是十分紧张和繁忙的。

　　在石厢子，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用开会的形式度过了长征途中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新年。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度过的唯一一个春节。作为遵义会议的延续，石厢子会议有以下三个议题：议题之一是讨论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议题之二是讨论中央苏区的问题；议题之三是研究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这次召开的“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堪称长征路上的“小遵义会议”。2月5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此时中共中央已经与共产国际⑦失去了联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决定了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和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以及中央红军的行动部署等重大事项。

　　当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何克全）在背后叫博古不要交“权”，博古没有听，他服从政治局多数人的决定，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张闻天。从此，就开始了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的时期。张闻天虽然犯过“左”倾错误，但是在遵义会议的酝酿和召开的整个过程中，他都密切地配合了毛泽东，对促进会议的召开并取得成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据此也就可以理解会后为何由他来代替博古的职务，这正如张闻天在笔记中所说的，“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我“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这显然与张闻天对会议所作的贡献有关。

　　在石厢子，周恩来与博古进行了一次长谈，被称为“周博长谈”。遵义会议上严厉批评博古，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对此，博古一直想不通。在红军一渡赤水到达石厢子村子时，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周恩来的谈话推心置腹，大意是：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了军队，但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希望你能支持我，抛弃和老毛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周恩来要博古“抛弃和老毛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多么博大的胸襟！正因为周恩来的这一席推心置腹的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史称的“博洛交权”，张闻天成为党中央的一把手。博古不仅将中央大权交给洛甫，而且此后一直心悦诚服地听从毛泽东的军政指挥。

　　据周恩来后来回忆：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向云南扎西行军途中，洛甫首先提出中央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毛泽东找周恩来商量，把洛甫要求变换中央领导的意见告诉了他。周恩来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泽东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⑧

　　根据敌情的变化，2月5日凌晨3时，中革军委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从石厢子向各军团发出《我野战军目前方针在集中全力于长宁以南及西南进行渡金沙江侦察》电令。部署：“我野战军目前方针在集中全力于长宁以南及西南地域争取休息，进行渡金沙江之侦察，在渡江不可能时，即留川滇边以机动。”命令：“一军团不必到扎西，应由现地域改向长宁西南适当地域集中，进行路线及地域由林自定，但不得经两河口”，“三军团依彭、杨昨4日17时来电，向大坝山以南西进，但应避免走一军团在同一路上运动”，“九军团及军委二、三梯队仍向分水岭前进不变”，“各军团仍应以急行军超过敌人，由两河口向我追击的范围，在行进中应加强对两河口侧后卫和警戒掩护”。

　　2月5日凌晨6时，石厢子会议结束。此刻，石厢子村庄里响起一声鸡鸣。雄鸡报晓，一唱百应，此起彼伏，三省可闻，韵味无穷。由于会议开得十分顺利，毛泽东精神饱滿，毫无倦意。当毛泽东听到“喔……喔……”的鸡鸣声时，激情满怀，感慨万千：雄鸡一唱天下白，在“鸡鸣三省”石厢子用开会的形式过新年，过得太有意义了，真是没有枉过啊！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只打了一个盹，就忙着吃早餐。上午10时许，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行告别石厢子的汉、彝、苗等各族群众，转入云南省扎西（威信县）境内。

　　当日，伍云甫在日记中写道：“2月5日，晴。由石相〔厢〕子出发，经水田寨，团匪据炮楼二座扰乱，绕山道，至花屋〔房〕子宿营，路甚难行（3里路行了约3小时），23时半才到。与二科合住房子。”⑨陈伯钧也在日记中写道：“2月5日，阴、微雨。行军——由石厢子走小路到水田寨，行程75里。（入云南境）水田寨系云南地境，有滇军一营守之，我军准备相机消灭之。但至晚间与敌仍相持不下，因敌固守碉堡，不能立即攻克，造成对峙形势。是日，我的担架在途中掉队十余里，晚间弯过敌堡又连跌十余跤。这是有病坐担架以来第一次遇到的特殊困难情境，运输员们均疲惫不堪无能为力了！到宿营地时已次日2时了！”⑩

　　2月9日，红军各部均进抵扎西地区。敌人各路追兵抵达叙永时，扑了一个空。

　　亲历者忆“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

　　对石厢子会议，不少亲历者都有生动回忆。比如，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一文中说：“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⑪

　　张闻天夫人刘英在《长征琐忆》中谈到：“关于党中央组织领导问题，遵义会议决定由常委分工解决。到2月5日在‘鸡鸣三省’这个庄子里，常委分工才决定由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习惯称为总书记）。当时凯丰还在背后鼓捣，叫博古不要交权，所谓‘交权’，就是把几付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出来。博古没有听他的，还跟凯丰说，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这样他就把权交给了闻天，那几付挑子，就跟闻天走了。”⑫”

　　钱江少将《长征中中央军委行军日程回忆》一文记载：1935年“2月1日到（古蔺）马蹄滩；2日到摩泥〔尼〕；3日到（叙永）石相〔厢〕子（鸡鸣三省），留驻一天；5日到水田附近花屋〔房〕子；6日到石坎子，留驻一天；8日到院子”。钱江在此文前言中说：“为了缅怀长征的光辉历程，我与许多老同志通过认真回忆，反复探讨，并参照有关日记、文章、资料等，在一份五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标出了长征中中央军委的行军日程……长征时我在军委二局作技术侦察工作，由于工作关系，在长征的全过程中，一直跟随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行动，从江西到陕北，没有中断过。”

　　毛泽东也讲过“鸡鸣三省”会议。毛泽东谈及“鸡鸣三省”会议时，曾说：“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

　　关于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的职务问题，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周恩来同志回忆博古同志交出职务的情况时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人服了’。当时部队行进到四川、贵州、云南交界的地方，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里，‘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毛主席‘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⑬

　　石厢子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性作用，历史意义非同凡响。石厢子会议研究决定了三件重大事情：一是讨论和研究了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部署红军作战略转移，从而摆脱了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二是讨论和研究了中央苏区今后的行动方针等问题，为中央苏区以后的斗争指明了方向。三是根据遵义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决定博古（秦邦宪）交出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权，由洛甫（张闻天）接替博古（秦邦宪）负中央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之后召开的石厢子会议和随后召开的扎西会议，完成了中央总负责人领导权交接，调整了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和战略部署，制定了中央苏区今后的行动方针，讨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同时，作出了“回兵黔北”和“缩编部队”的决策，缩编了中央红军各军团，充实了一线战斗部队，减少了部队的行装；成立了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打击和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策应中央红军“回兵黔北”的战略行动。

　　瞻仰红军长征纪念地——“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旧址，缅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得《四渡赤水》诗一首。诗云：“运筹帷幄石厢子，四渡奇谋敌胆惊。北上挥师驱日寇，三军会合聚群英。”

　　（作者单位：泸州市叙永县人民政协）

　　参考文献

　　①伍云甫，湖南省耒阳县人。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征期间，伍云甫历任中央军委三局政委、中央军委二局政委、中央军委第二政治处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秘书长、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卫生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常委等职。

　　②《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③陈伯钧，四川达县人，1926年冬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翌年夏，参加讨伐夏斗寅叛军的战斗，在前线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中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率部为中央红军殿后，有“铁屁股”之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院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④《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⑤《伟大的道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湖南人民出版社重印，1979年4月第1版，第358页。

　　⑥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到1935年10月长征结束，据二局破译科副科长邹毕兆在长征途中的亲笔记录显示：二局破译科在险恶的战争环境中，相继破译了180余种密码。地图上曲折的长征路线，也是二局情报的写照。敌人哪儿强哪儿弱，哪儿可以通过，都是靠二局提供的情报。

　　⑦第三国际又名共产国际，列宁领导创建，存在于1919～1943年，总部位于莫斯科，是一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组织。1922年7月，中共二大正式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第三国际成了中共的实际领导者。

　　⑧《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6页。

　　⑨《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⑩《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⑪《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⑫《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10期第17页。

　　⑬《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