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侠互补：三线精神的现代阐释 ——攀枝花文化人格结构初探及创作启示

　　曾 兴 　沙 马

　　一、攀枝花文化人格构成的历史基础

　　1964年至1980年，为了“备战备荒”，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部署在我国中西部地区13个省、自治区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史称三线建设，它是深刻改变新中国生产力布局的国家战略和伟大壮举。其中攀枝花又是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因此攀枝花开发建设史就成为中国三线建设史的一个缩影。“攀枝花人”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完成了从昔日“七户人家一棵树”的荒芜之地向现代化工业城市的历史性跨越，成为三线建设的成功典范。从“百里钢城”到“钒钛之都”，这里已经发展成为中国西部重要的钢铁、钒钛、能源基地和新兴工业城市。它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还在其间孕育形成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为主要内涵的三线建设。所以这座因祖国三线建设而兴起的工业城市，也是一座孕育了“三线文化”和三线建设的英雄城市，甚至可以说攀枝花就是三线建设历史与英雄人格的结晶。

　　由此可见，对于攀枝花文化人格及人性底蕴等问题的探讨以及构建攀枝花地域人格理论，就不得不在三线建设的历史大背景下展开。虽然三线建设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已成为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但三线建设却以一种“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般的豪情，成为攀枝花历史文化遗产中的重要概念，并不断地上升为“攀枝花人”的集体意识及文化心理结构。所以要了解攀枝花文化人格的构成与内涵，必须得去深刻的了解三线建设的历史与沉淀。继而对“英雄攀枝花”的解读，也应该以“攀枝花人”的生存经验和创业记忆为基础，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对本土人格的塑造上来，并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将城市文化人格英雄化、审美化作为攀枝花历史书写的又一个美学特征。

　　此外，从三线建设的艰苦开端到目前攀枝花实现城市现代化的快速发展，这一历史进程在带来城市建设质变的同时，也不可否认地带来了城市精神结构的变化，“攀枝花人”世界观、社会观以及人生观所构成的价值颠覆，正以其更为幽深绵密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现实认知，并在文艺上表现为由“宏大叙事”转向“琐碎日常”。因此，攀枝花“艰苦创业”的主题在现代化进程当中虽使得物质极大的丰富，却无法在根本上安顿人的精神。由于历史的生产、生活方式时刻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观念，以及派生的审美观念的变化，所以在面对当前日趋泛化、碎片化和流俗化的文化现象时，我们不应该再将人格构建的问题纳入一种狭隘的范围之内进行讨论。目前，我们需要借助传统的精神力量，使个体生命在沉思自身时，摆脱功利性的追求，进入一种仅是审美观照的本真状态，从而找回人之本真状态下的凝视、尊重、激赏、称誉、赞美。在文艺上，则更需要我们在构建文化人格的同时，为安顿自我开辟了一条审美重构之路。

　　于是，“攀枝花人”针对当前种种的精神困境，唯有继续弘扬三线建设，将其作为构建自身文化人格的基础，借助三线建设的现代抒写，三线建设的继续传承，塑造“攀枝花人”的精神家园，展示“英雄攀枝花”的红色基因和英雄本色，从而让三线建设在攀枝花的人格基因中落地生根，永放光芒，并最终形成“攀枝花人”特有的人格美学。因此探究三线建设的精神内涵并以此为基础是构建“攀枝花城市文化人格”的一条要径。

　　二、三线建设是儒侠互补的现代阐释

　　目前，当再次梳理攀枝花的创业史并深入探讨三线建设的形成时，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精神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根源。“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精神实质其实就普遍存在于先秦理性精神与传统英雄人格之中。李泽厚先生曾在《美的历程》中指出“儒道互补”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但当我们展开攀枝花三线建设史，甚至是中国百年奋斗的历史画卷，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个不太显著的侧面即“儒侠互补”。以三线建设作为指导的现实奋斗，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儒家的实践理性原则与舍生取义的任侠之气的有机结合，它恰好又是当代“攀枝花人”用以对抗凡俗现实彻底“物质化”以及人格“异化”的重要维度。

　　众所周知，孔子在塑造中国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历史地位，所以在当我们探讨攀枝花文化人格的种种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要将儒家精神纳入其分析、建构的范畴。传统儒家所谓“实践理性”，其实是将理性引导贯彻在日常现实世间生活、伦常感情和政治观念中，而不作抽象的玄思。继孔子之后，孟、荀完成了儒学的这条路线。这条路线的基本特征是怀疑论或无神论的世界观和现实生活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但在考察中国近百年的革命斗争以及现代化的建设中，我们发现这种“实践理性”的背后似乎还生长出一种朴素的英雄观念，并促使我们每到祖国的危机关头，都能以一种主观战斗的姿态迎难而上甚至舍生取义。在当代中国，这种文化互补的思想现状，在文艺创作中正以一批批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改革英雄”“创业英雄”等群像出现在大众视野面前。

　　两种精神或两种思想观念能够互补，必然既有内在的可兼容性，共同性，作为互补的基础，也应有鲜明的异质性，才有互补的必要。“儒侠互补”的文化特征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说任侠之气的英雄本色本就可以追溯到儒家精神，儒家八派之一的“漆雕氏之儒”就以“勇者不惧”的美德而闻名。其后孟子所谓“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理想人格的描述，难道不正是对侠义精神的注释吗？但反过来，侠抑或英雄对自己的精神表述，也常常带有某些儒家的观念，如文学作品中的某些英雄形象，其所标榜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其内涵就已经儒家化了。再如李白更是典范，由于他对个体人格自足独立性的执着和个体情性的强烈张扬，其人格构成从传统的儒道结合更趋向于儒侠结合。近代启蒙先驱梁启超则大肆鼓吹“中国的武士道”。由此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基因的另一条线索，即章太炎先生所谓的“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也就是说他认为儒侠并行，方为真儒。

　　今天我们采用这样的角度，去挖掘三线建设的丰富内涵，从“儒侠互补”的精神实质反观攀枝花的三线建设历史，我们会发现每当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无法应对外在的强大挑战或生存困境时，一种如“好人好马上三线”的任侠之气就会被激发出来。侠的形象恰好构成了三线建设者们的人格补充，他们被作为那个时期共和国普遍认同的英雄，出现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由于文学即人学，这种情况也自然而然地反映在文艺创作上。在一些具有“宏大叙事”结构的文艺作品中，英雄形象的儒家化，或儒士的侠客化一直延续到当代，并在新时期的中国故事中逐渐表现为一种“温柔敦厚”的英雄主义浪漫特征。攀枝花本土的创作也不例外，因为从集体人格成因的分析上来说，我认为这既是“攀枝花人”进行“集体心灵治疗”的文艺试验又是“儒侠互补”的文化基因传承的表现。所以三线建设可以说是“儒侠互补”的现代阐释。它体现在“攀枝花人”这一独特群体的人格结构和精神品性之上。

　　三、“温柔敦厚”的英雄人格

　　通过以上对本土历史及传统文化的分析，构建攀枝花文化人格的具体实施，就应该从三线建设的内涵挖掘上着手，以此完善一种新的英雄人格。这种人格在“攀枝花人”的日常观念中应呈现出一种“温柔敦厚”的英雄主义浪漫特征，再将其作为一种新的文艺风格，渗透到这一时期攀枝花现实题材的文艺创作当中。继而突破陈旧的历史书写，构建本土的文化特性。

　　“温柔敦厚”是《礼记》中提出的一种经过儒家的诗教后形成的文化人格，也是儒家所追求的美育境界与人格模式。古人理想中天人合一的至诚之境，其实是将自发的人格升华为审美型的自为的人格，而这种人格，通过文艺的教化，就形成“温柔敦厚”的人格境界。同时这种境界在中国文艺美学史上也是对人格与文品的一种基本要求，还是许多儒侠常用的一个美学范畴。沈德潜所谓“温柔敦厚，诗教也”，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历来对人格之美的要求与对文学作品的规定，“温柔敦厚”似乎是所有人格中最高的境界。

　　因此由三线建设孕育而生的攀枝花文化人格，“温柔敦厚”当然是其构成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从历史中脱颖而出的英雄本色作为对“温柔敦厚”这一传统原则的现实补充，才能让“攀枝花人”的人格特征彻底丰满起来。英雄主义是人类社会不断由野蛮向文明演进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具有集体意识的精神价值观，是属于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判断。它通过社会群体中具有崇高、悲壮、不屈和进取品格的具体人物作为摹本或榜样，旨在弘扬某一特定时期这一社会群体所追寻的最完美、最高尚、最能代表整体利益的宏大目标，并以此号召、鼓动和激励社会所有的人模仿这一人物，以达到或完成这一事业的最终目的。在三线建设时期生成的英雄本色，在当前攀枝花的文化人格构建中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区域特色，有强烈的历史感、时代感和人格的震撼力，它应该成为“攀枝花人”这一共同体整体思维的最高形式。

　　所以攀枝花文化人格以三线建设为其核心内涵，将呈现出“温柔敦厚”的英雄主义浪漫特征。在文艺创作上，这种兼具儒家精神的任侠气质则可以提炼出一种新的文艺风格。有了如此的思想内涵，那么对于“英雄攀枝花”的现实抒写，就将再次转向以英雄性与浪漫性结合的“宏大叙事”，在揭示真实可信的现实生活的同时，又展现出新时代英雄善的力量和理想的光辉。用人格力量推崇英雄气质，追求浪漫主义，追求客观描写和主观见解的结合，追求观察与想象的结合、反映现实和展现理想的结合。但“温柔敦厚”的英雄主义浪漫文艺风格的提倡并不在诉求一种新的“现代主义”文艺潮流，而是旨在探求和营构一种更理想的攀枝花本土现实主义文学范式。我认为它将揭破我们由来已久的精神困境并启示现实未来的光明，它将拓宽攀枝花现有的现实主义美学的理论空间，改善现实主义反映社会人生的功能结构，并使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在本土文化人格的建构上呈现出开放的态势。

　　另外，这种文艺风格的提倡其实有其深厚的现实原因，今天“攀枝花人”这一群体依然在新时期的建设中保持着昂扬的斗志，他们英雄般地主观能动性表现出鲁迅称之为的“真勇主义”。可以当代“攀枝花人”正深深扎根于对祖国事业的挚爱与必胜信念里，扎根在探求真理，追求人生和人性至善至美的搏击精神中。因此，这种“英雄攀枝花”的精神内核，便是直面人生的“大勇者”的精神与信念。所以认真梳理本土文化人格与三线建设之间关系，并在理论上加以开发，在创作上加以实践，对攀枝花的文化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立足当代抒写新的英雄

　　“温柔敦厚”的英雄人格就是三线建设者的“征服苦难，追求光明”的当代延续，是当下我们需要的“主观战斗精神”。在文艺创作中将三线建设的英雄本色和战斗品格升华为生命意识和创作的主体精神，并由此开创了人品与文品谐和一致的本土艺术，我认为这才是目前攀枝花文艺界的工作重点。

　　通过本土文化人格的全面构建，并对以三线建设为基础的新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甚至是新理想主义的倡导与接纳，其实旨在使文艺工作者们寻求和营构一种更理想、更符合本土文化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范式，以便推进本土文艺事业的现代化进程。其中对英雄人格的亲近与认同，不仅是对“攀枝花人”精神现代化的探寻的一种深化，还是深感复兴强国任重道远的清醒认识。在今后的创作风格上，本土作家艺术家应该注重于英雄气概和人格力量的追寻，即从精神层面继续汲取三线建设的优良传统。通过文学构建起的文化身份，依靠高质量的文艺作品让这一传统在今天的“攀枝花人”身上得到继承和发扬，这就助成了继开创者之后的又一代求索者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文化人格的建构。

　　半个世纪以来，反映本土的优秀文艺作品总是与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一路同行，并塑造了一系列洋溢着现实主义精神的改革英雄形象，这为攀枝花构成了一道分外亮丽的文艺风景。此刻攀枝花作家需要正确处理普遍性与地域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突出描绘“攀枝花人”生活的不同、不俗、不凡。这不是猎奇、不是探秘，而是要把我们独特的文化景观、独具的文化现象、独有的心灵特征真实地刻画出来。本土作家应该要找准自己的定位，寻觅文学的根源，才能写出更多优秀的作品。莫言有高密东北乡，贾平凹有商州棣花村，苏童有香椿树街和枫杨树村，每个作家都应该建立起自己的创作根据地。这是其创作的基本依凭及靠山，是其创作素材、题材、内容主题的基本源泉，也是作家创作情感和语言修辞的一个源头活水。

　　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开始加快城镇化进程，传统文化经历着向现代性转化的历史过程，因此我认为本土作家更应该立足于区域历史特性创作三类契合“攀枝花人”文化人格的英雄形象：百折不挠的改革英雄形象、凛然正气的反腐英雄形象、战胜贫困的扶贫英雄形象。并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攀枝花人”的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三线建设“英雄攀枝花”阐释好。

　　综上所述，三线建设是攀枝花文化人格的精神标识，也是构建和彰显攀枝花文化人格的精神特质。我们应当在传统与当代、民族与世界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把握三线建设的历史传承和当下特征，理解三线建设所包含的丰富历史底蕴和时代内涵。

　　（作者单位：曾兴，中共攀枝花市委组织部；沙马，中共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

　　参考文献：

　　1．崔茂新，《理论与艺术问题》，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2．袁济喜，《论儒家审美人格的构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3. 李泽厚，《美的历程》，上海：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4. 李欧，《中国侠文艺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5. 郑有贵，张鸿春，《三线建设和西部大开发中的攀枝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