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革命根据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早期革命根据地及主要创建者）

　　《 人民日报 》（ 2021年06月17日   第 06 版）

　　“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这副对仗工整、大气磅礴的对联，出自80多年前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是当年翻天覆地、如火如荼斗争情景的生动写照。川陕根据地，背靠巴山南麓，俯视川东盆地，地势险要，兵强马壮，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中央根据地的毛泽东盛赞：川陕根据地“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

　　进军川北开新局

　　1932年10月，由于未能打破国民党军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经鄂北、豫西西进，于12月翻越风雪弥漫的大巴山，进军川北。至1933年2月，红军解放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及其周围的大部分地区，开辟了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

　　川陕根据地的成功开辟，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充分利用了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四川境内数股军阀势力，矛盾重重，连年混战，互争雄长；他们与蒋介石中央政府之间也存在着矛盾，生怕蒋介石借“追剿”红军之机吞并他们的军队和地盘，硬是不让蒋介石入川帮忙。红四方面军顺利入川，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两种矛盾。二是红四方面军是一支英勇善战的红军队伍。开创根据地，建立落脚点，离不开枪杆子；有了坚强的革命武装力量，才能歼敌制胜，打开战局。经过极其艰难的西征转战，红四方面军虽仅保存了1.4万余人枪，但斗志旺盛、机动灵活，是连续打垮当面之敌的根本保障。三是川北的自然条件和群众基础非常好，是天然的用兵、养兵之地。这里山川纵横，险峰交错，路隘林深，易守难攻。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这里的群众受到极其残酷的压迫剥削，迫切要求翻身解放，容易发动。战斗在当地的川东游击军、陕南游击队等地方武装，对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起了配合、支援的重要作用。总之，红四方面军能够结束西征转战，开辟川陕根据地，开创新局面，是主客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红军解放通南巴后，乘川军反攻部署尚未就绪之机，展开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中列举了十一桩大事：1.分兵发动群众；2.开仓分粮，平分土地；3.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4.建立红色政权；5.建立群众组织；6.戒绝鸦片烟；7.组织任玮璋部起义；8.肃清反动分子；9.打击和瓦解土匪队伍；10.发展陕南游击战争；11.扩大红军和建立地方武装。

　　这一系列工作的重要一环，就是发动群众。红军大都出身农民，到了川北老乡家里，不论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很快打破外地人同本地人、军队同老百姓之间的界限，短时间内使广大群众相信，红军就是穿上军装、拿起武器的穷人，是全心全意帮助穷人翻身解放的。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红军发动群众的基本武器。农民分得他们祖祖辈辈梦想的土地及耕牛、房屋、山林，结束了背井离乡、逃荒要饭的苦难岁月，开始了充满希望的新生活。由此，他们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掀起了支援红军，加紧春耕生产，“不让一寸土地放荒”，努力建设根据地的热潮。实践证明，红军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不仅能在川陕边界立足，而且能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来。

　　创新战法制强敌

　　土地革命战争的基本态势是敌强我弱。强大的国民党军拥有战略进攻的主动权，弱小的红军在战略总体上处于防御地位。面对兵力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的进攻，红军要取得胜利，必须坚持积极防御方针，主动实施战略退却，适时转入战略反攻，遂行有利的战役决战。

　　1933年2月中旬至6月中旬，红四方面军采取“收紧阵地”、待机反攻的方针，历时4个月，粉碎了四倍于己的四川国民党军的三路围攻，共毙伤俘敌2.4万余人，缴长短枪8000余支、机枪200余挺、迫击炮50余门。1933年11月至1934年9月，红四方面军历经10个月艰苦作战，粉碎了川军“空全省之兵力”而进行的凶猛异常的“六路围攻”，共毙伤俘敌8万余人，缴获各种枪3万余支，炮100余门，击落敌机1架。被红军打得焦头烂额的四川军阀，陷入一片混乱，呈一蹶不振之势。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展的军事斗争，不同于以往的战法。在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的作战先是小规模的分散游击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袭敌扰敌，后发展为大规模的运动战，实行远距离的奔袭、奇袭，围点打援，声东击西，“飘忽”制敌。而在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则是以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红四方面军所以采取这种打法来实施必要的战略退却，实质上就是充分利用根据地内山险路隘的特殊地形，以少数的兵力，劣势的装备，与优势的敌军“磨蹭”，经过一个逐步消耗敌人的阶段，使他们战线拉长，孤军深入，进退失据，而后实施反攻，一举粉碎其围攻。这一作战方针，体现在兵力的使用上，也不再是一贯的集中兵力，而是适应川北的地形条件，首先实行“分兵把口”，独当一面，以必要的分散，达到消耗和疲劳敌人的目的，然后在收紧阵地过程中逐步达到兵力的高度集中，从而转入反攻制敌。

　　红军反“围剿”，主要靠积极防御，但并不拒绝有利条件下的主动进攻。当敌处于战略防御时，红军通常以主力遂行外线的进攻作战，求歼敌之有生力量，巩固和扩大根据地。1933年8月至10月，乘川军新的围攻尚未就绪之机，红四方面军主动出击，先后进行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战役，歼敌近2万人，缴获长短枪近1.2万支和大批军用物资，夺取了南部县境内的大片井盐产区，解决了根据地当时缺乏食盐的严重困难，对打破国民党军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起了重要作用。

　　1933年7月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的曾中生，及时总结经验，针对川军这个新对手和四川的山地特点，写就《与川军作战要点》一文，强调因地制宜，利用地形，供部队学习作战。不久，他遭受张国焘打击报复，被免职关押。尽管失去了自由，他仍心系红军作战，奋笔写下《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一书。这篇论著，“是一篇渗透着军事辩证法的重要文献，对红四方面军的作战经验作了深刻总结，使之在系统化、理论化方面，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该书由西北军委会印发红四方面军全军干部，人手一册，成为提高军事理论水平的基本教材。

　　扩编整军迎高峰

　　红军是根据地的支柱，根据地则是红军发展、壮大的基础。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时曾发展到4万余人。此后，由于在第四次反“围剿”和西征中遭受严重损失，红四方面军在入川时仅剩1.4万余人，是红四方面军成立以来力量最薄弱的时期。随着川陕根据地的开辟、巩固和扩大，红四方面军迅速扩编整军，进入了大发展时期。

　　反三路围攻的胜利，使川陕根据地得到巩固，面积扩大到近3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00余万。根据地内各级苏维埃政府普遍建立，土地革命深入进行。广大群众积极参加红军，全力支援革命战争，红四方面军得到了迅猛发展。1933年7月上旬，红四方面军以原有的第10师、第12师、第11师、第73师为基础，依次扩编为第4军、第9军、第30军、第31军。各军的司令部、政治部也以原来各师的领导机构为基础建立起来。此外，各军还直辖有医院、修械所、担架营及一个包括侦察、通信、警卫、工兵等分队的特务营和一个迫击炮连。整个红四方面军达到4万余人。这次扩编，采取由地方武装、赤卫队向主力红军升级为主的办法，每师充实部分地方武装，既较好地保证了扩兵的质量，也便于以老带新，迅速提高战斗力。部队扩编完毕，各就各位，便转入为期3个月的军政训练。这是红四方面军自1931年11月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练兵运动，经过整训，红军兵强马壮，根据地面貌一新。

　　迅猛的扩军，使得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十分年轻。军师两级干部二十来岁的占绝大多数，团以下的干部虽然年岁不大，但来自工农，来自基层，来自枪林弹雨，具备比较丰富的实战、训练、带兵经验，而且富有为工农阶级的解放而战的奋斗精神，不畏艰险，不惧牺牲，生龙活虎，一往无前。

　　三次进攻战役胜利后，川陕根据地进一步扩大，总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拥有通江、南江、巴中、仪陇、营山、宣汉、达县、万源8座县城，建立了20个县市的革命政权。由此，形成川陕根据地的鼎盛局面。在作战胜利和根据地发展的鼓舞下，广大群众更加踊跃参加红军。到1933年10月底，红四方面军各军除第31军尚缺一个团外，均按照三三制的编制补齐，共计有12个师，35个团，约7万人。宣达战役胜利后，川陕根据地和川东游击区连成一片，1万余人的川东游击军编入红四方面军。至此，红四方面军发展到5个军8万余人。此外，川陕根据地地方武装除补充主力红军外，尚有1.5万余人，赤卫军、少先队等群众武装达数十万人。经过战火的锻炼，根据地军民作战经验更加丰富，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红四方面军为了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于1935年3月底至4月21日进行了嘉陵江战役，歼灭国民党军1万余人，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新区，造成极为有利的形势。但在战役期间，张国焘悲观估计川陕根据地和整个革命形势，看不到坚持川陕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和对于策应中央红军的重大作用，认为尾追中央红军的蒋介石嫡系军队很快会进入四川，红军将招架不住，不如主动撤走，遂命令红四方面军后方部队和川陕根据地党政机关及地方武装全部撤出根据地，向嘉陵江以西转移。至4月下旬，川军占领了嘉陵江东岸地区并封锁了嘉陵江。经过两年多艰苦奋斗创建的川陕根据地，就这样在红军接连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被张国焘白白葬送了。

　　川陕根据地的创建，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特别是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版图扩大到中国西部，唤醒川陕边劳苦大众投身土地革命的洪流，空前壮大了红四方面军，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发展蓄积了走向胜利的巨大能量。

　　（执笔人：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王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