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与四川省城市现代化

　　周明长

　　【摘要】：三线建设在四川省的全力推进，不仅使该省城市借此跃入国家工业化的主流进程并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且使其城市体系得以重塑。重工业城市快速崛起，成为四川省城市现代化的显著特征。这一城市新体系，既对国防安全和国家经济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又对四川省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带来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三线建设；四川省；工业城市；现代化

　　1964~1980年，中央政府集全国之力在内地11个省区进行了一场以备战为目标、以国防科技工业为核心、以重工业为重点的三线建设。三线建设是中国国防工业和经济建设布局的一次重大战略调整，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防能力，并推进了内地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同时，三线建设也是中国城市现代化布局、结构与功能的一次全局性重构。作为全国三线建设核心的四川省，其城市也借此发展成为中国内地工业化和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先导，并提升了其在全国工业化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为四川省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个全新基础。

　　1964年1月矿山采样队开进攀枝花

　　一、四川省三线建设的空间布局

　　1964年9月，中央提出了备战指向型的三线建设规划方案，决定“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具体而言，就是“初步设想用三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把重庆地区，包括从綦江到鄂西的长江上中游地区，以重钢为原料基地，建设成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某些重要机械设备的基地；用三年或五年的时间，把酒泉钢铁厂建设起来，依靠这个原料基地，在西北地区初步建设起一个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必要机械设备的基地；用七年到八年时间，依靠攀枝花原材料基地，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全的包括冶金、机械、化工、燃料等主要工业部门的基地”。[1]其中，“所谓后方，一个是西南，一个是西北，现在最靠得住的还是西南”。而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2]为了保证安全，中央要求三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3]。国防工业不仅要坚决执行“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有的国防尖端项目还要“进洞”，其他项目则要“大分散、小集中”，即“不建集中的城市，多搞小城镇”。[4]早在1964年6月，中央就已经在四川省展开了规模庞大的省级三线建设。据统计，除1964年国家对四川省三线建设投入7.44亿元外，[5]1965~1980年国家累计向四川省三线建设投资达414.03亿元，分别占全国三线建设总投资2052.68亿元、全国同期基本建设总投资5261.76亿元的20.17%和7.87%。[1]四川省由此成为全国三线建设的核心和经济建设的重点。

　　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从1965年初起，四川省三线建设的大部分项目主要沿成渝、宝成、川黔、成昆等铁路干线和长江、嘉陵江、渠江两岸展开布点。[1]（pp.149~150）同时，四川省又根据地形地貌条件和全省经济建设规划，采取了“预选厂址”的方式，即“由省城市规划设计院于1965年，对宜宾、达县、南充等地区沿铁路干线、公路、主要江河两侧20公里范围内选择厂址。派工作组到现场踏勘，调查建设条件有关资料，选定可供建设大、中项目的200多个点”，[6]并将这些预备方案提交中央各部门，作为在四川省布点三线项目的初步基础。在这种项目空间布局的背景下，三线建设除在重庆、成都、自贡、渡口四个省辖市建设了“各具特点、各有侧重的工业基地”外，还在全省的11个地区、3个自治州、70个县、106个点布局了工矿企业。[7]与此同时，在保证安全和地区均衡的前提下，为了更好地发挥三线投资的效益，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相当一部分三线项目仍然依托于省内原“一五”、“二五”时期已规划建设的工业城市、工业区进行扩充及新区布点；还有一部分三线工业通过联合选厂，根据地域分工和生产协作进行相对集中的成组布局，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四川省的城市和基础设施相协调，力图建成不同类型的综合配套的工业区。另有一部分布点于无城市、城镇和基础设施依托的三线项目，则是通过规划建设新城市、城镇和基础设施的方式，进行较为集中的建设。

　　从总体上讲，四川省三线项目大多依托原有城市和新建城市、城镇，进行相对集中的布局。在大规模建设过程中，四川省以既有城市和新城市为载体，规划建设了四大工业区，即由成都、绵阳、德阳、广元、乐山等城市组成的以航空、电子、机械、核工业等为主的川西（成都）工业区，以钢铁、造船、常规武器等为主的重庆工业区，由自贡、内江、宜宾、泸州等城市组成的煤炭、机械、天然气、化工为主的川南工业区，由渡口、西昌等城市组成的以钢铁及有色金属工业为主的攀西工业区。[8]四川省的三线项目布局从根本上调整了此前全省工业主要依托于重庆、成都等地的空间指向，实现了全省范围内相对均衡的工业布局，并为各城市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二、三线建设与四川省城市发展的突进

　　三线建设时期，尽管中国城市发展在整体上遭受到空前挫折，但三线建设在四川省的全方位推进，拉动了全省城市的性质、规模和方向等的嬗变。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四川省的城市不仅彻底完成了由消费城市向工业城市的总体转型，而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随之更从全国城市体系的“边缘”跃迁为全国城市发展的一大“新主体”（详见表1）。

　　（一）城市的突进发展以及城镇规模的扩大

　　这一时期，在“工农结合、城乡结合，城市要为生产建设服务”[9]的城建方针指导下，围绕项目选址及其配套建设附属工业、服务设施，国家一方面在非城市地区投入巨资集中兴建了全国最大三线新城——渡口[2]；另一方面，为保证依托于既有城市、城镇布点的项目尽快投产，国家还对项目布点较多的城市、城镇作了一定程度的改扩建，不仅促进了重庆、成都两个大型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而且迅速建成了10余个新兴城市。

　　三线建设对于重庆、成都两大综合性工业城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重庆已经形成了冶金、机械、化工、纺织、食品五大支柱产业和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其中，国防工业、机械工业以及工业合理布局都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78年，重庆市的工业总产值达62.16亿元，占四川全省的28%”。与此同时，三线建设还从根本上改变了成都的性质和发展方向，1956年国务院规划成都为精密仪器、机械制造及轻工业城市，但因三线建设的启动，成都迅速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科学文化中心，以机械、冶金、电子、化工、纺织、食品为主导产业的重工业占主体的综合性工业城市。“成都市197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至41.19亿元，已经占到全省的18.3%”。[10]

　　在核心城市迅速发展的同时，三线建设还为四川省其他城市及城镇的建设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工业基础，工业项目所在的城镇均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1964~1980年，四川省新设渡口、绵阳、乐山、西昌、达县5个建制市，全国同期新设56个建制市，四川省约占全国的9%；全国城市总数由167个增加到223个，增长33.5%，年均增长率约2个百分点。其中，四川省城市总数由8个增加到13个，增长62.5%，年均增长率近4个百分点，约为全国年均增长率的2倍。[3]此外，德阳、江油、广元、峨眉、雅安、遂宁、华蓥、涪陵等8个城市，虽然分别在1983年、1988年、1985年、1988年、1983年、1985年、1985年、1983年才建市，但从客观上讲，这些城镇在1980年底前已经初步达到建市的基本条件。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建市工作推迟到1985年前后才得以完成。例如，全国三线重镇德阳的建市，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于1975年、1978年两次实地调研后，就提出了“要尽快建立省辖市”的建议。[4]同期，在三线建设“大分散”布局的推动下，全省60余个城镇也获得较大规模的改造，城镇规模迅速扩大。到1986年末，四川省建制镇达687个，其中人口5万以上的镇30余个，另有未设镇的工业点60余个，城镇平均密度高于全国，成都平原已成为全国5大城镇集聚群之一。[11]由此足见，三线建设对作为四川省城市发展基础的工业城镇完成了一次再造。

　　如上所述，四川省在三线建设中的特殊地位，工业门类在省内各地区的综合性或专业化配置，不但培育出重庆、成都两个处于核心位置的大型、综合性工业城市和一大批配套的专业化的重要工业市镇，而且通过城市、城镇之间的分工协作、相互联系和共同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新兴工业城市群体（详见表2）。

　　说明：（1）表内城市除了德阳、江油、广元、峨眉、雅安、遂宁、华蓥、涪陵8个城市外，其他均为年底前的建制市。（2）因新兴工业城镇数量多、分布广，本表所列为不完全统计，但基本反映出四川省三线城镇的主要情况。资料来源：（1）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三线建设》，1991年，第210~223页。（2）《当代中国的四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3）城市建制资料，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沿革（1949~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1986年）》，地图出版社1984、1987年版；《四川省志·城建环保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

　　说明：（1）表中的工业城市分类标准参见顾朝林等著：《中国城市地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85页。（2）严格意义上的城市类型中没有国防工业城市，本文设立国防工业城市的原因在于，国家在这7个城市的区域内建设了数十个重要的国防科研院所、百余个大中型国防企业及为之配套的军民结合企业、民用企业和城市服务设施。资料来源：《当代中国的四川》；《三线建设纪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4页；《绵阳专区支援重点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支援国家重点建设工作情况汇报（1965年10月26日）》，《绵阳地区地属以上单位（含军工企业）名称、基本概况表（1971年3月~1983年）》，绵阳市档案馆：74-1-1、74-1-711。

　　（二）城市发展的新特点

　　1964~1980年间，四川省城市还呈现出聚集发展的新特点。由于国家对四川省的高强度开发，城市发展的重心由重庆、成都地区扩展至全省10余个地区，形成了沿5条铁路干线的“H形”新兴城镇带，即以沿宝成线、成昆线、成渝线、川黔线、襄渝线为发展轴，以成都、重庆为中心，包括德阳、绵阳、江油、广元、眉山、夹江、乐山、峨眉、西昌、渡口、简阳、资阳、内江、隆昌、自贡、宜宾、泸州、华蓥、达县、万源、綦江等数十个中小工业城市和工业城镇组成的四川省“H形”城镇带。[1]这个“H形”城镇带，既是以成都、昆明、贵阳、重庆为中心的、沿铁路干线所形成的大西南“四边形状”工业城镇聚集区的核心所在，又是中国内地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密度最高的城镇群。在这一新兴城镇带中，作为核心城市的成都、重庆和作为专业化城市的渡口、自贡、德阳、绵阳、乐山、宜宾等，都成为四川省和西南地区乃至全国极为重要的综合性工业中心城市以及冶金、化学、机械电子、国防科技、轻工业等工业重镇。而且还是国家工业和城市体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担负着保障国防安全和战时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的特殊功能。

　　综上，因三线建设而兴的四川省新工业城市和新工业区，既为新中国迅速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了重大作用，也为人口大省四川省培植了数个功能各异的增长极，更奠定了四川省工业化与城市化持续发展的牢固基础，极大地促进了四川省城市的突进式发展，推动了四川省城市体系的发育、扩展和完善。

　　三、三线建设与四川省城市体系的再造

　　如前所述，三线建设在客观上推动了四川省城市的兴起，奠定了四川省城市体系成长的基石，对当代四川省城市体系的形成、完善和更新产生了重要作用。

　　（一）拓展了四川省城市体系的职能结构

　　由于三线建设的重点高度集中在国防科技、能源原材料、机械电子、化学等重工业领域，围绕这些工业部门，国家在四川省重点建设了一批城市，其中国防工业城市7个、煤矿城市3个、石油工业城市1个、冶金工业城市6个、电力工业城市3个、化学工业城市4个、机械电子工业城市13个、纺织工业城市4个、综合性工业城市2个（详见表2）。这些城市和主要工业城镇无一不是依托大中型三线项目而发展壮大起来的，三线建设完成了四川省城镇职能结构的全面重构，而这一系列三线城市的发展又有力地促进了以工业城市为发展方向的四川省城市整体职能结构的调整和拓展，为四川省城市体系职能结构的再完善奠定了新基础。

　　（二）推进了四川省城市体系地域结构的区域均衡

　　三线建设时期，在“城市要为生产建设服务”的统领下，四川省城市发展始终服从于全省各地区三线项目相对均衡布局的需要，从而推动城市体系地域结构迅速发生了巨大变化。1964年，全省共有建制市8个，川西地区仅有成都，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占全省建制市和建制市镇非农业人口总数的比重分别为12.5％和17％；川东地区有重庆、万县，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所占全省比重分别为25％和26.6％；川南川北地区有自贡、泸州、宜宾、内江、南充，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所占全省比重分别为62.5％和11.7％。到1980年，全省共有建制市13个，其中川西地区有成都、绵阳、乐山，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所占全省设市城市和建制市镇非农业人口总数的比重分别为23％和18.7％；川东地区有重庆、万县、达县，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所占全省比重分别为23％和22.6％；川南川北地区仍为原5市，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所占全省比重分别为38.6％和12.2％；川西南地区新增渡口、西昌2市，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所占全省比重分别为15.4％和5.0％。[6]（pp.626~628）这些数据表明，川西、川西南地区城市发展明显快于川东、川南、川北地区。可见三线建设推进了1964~1980年间的四川省城市体系向均衡方向发展。

　　（三）推动了四川省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快速扩张

　　三线建设中大型项目主要依托重庆、成都、自贡、绵阳、乐山、宜宾、泸州、内江等城市的既有工业和城市基础设施进行“小集中”布点建设，这些城市工业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新功能的生成以及城市本身多种服务功能的继续拓展，必然会吸引大量人口聚集并推动城市人口规模在短期内快速增长。例如，1965年初至1976年底，以电力、原料工业和专业机电产品为重点的三线建设在乐山专区境内全面展开，共完成35亿多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建成大中型重点工程23个。三线建设不仅推动乐山成为四川省的一个重要工业基地，而且使乐山城镇新增21万人口，并由小城市发展成为了中等城市。[11]（p.157）1964年，全省有大城市2个、中等城市1个、小城市5个；1980年，全省大城市仍为2个，中等城市增长到4个，新增渡口、泸州、乐山3个中等城市，小城市增长到7个（其中绵阳、宜宾城市人口已濒临中等城市20万人口的下限）。由此不难发现，侧重布点于“中小城市、城镇以及农村”的三线建设，有力地推动着四川省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呈现出中小城市优先发展、大城市缓慢发展的态势，从而加速了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向“中小型化”的扩张。

　　（四）推动了四川省城市体系由沿江向沿铁路线方向的迅速演进

　　由于四面环山的独特地理条件所限，四川省处于“蜀道难于上青天”的交通困境，这一困境严重制约着经济和城市的发展，也使四川省城市形成了以水运为主的交通运输形式，各城市之间大都以长江干、支流水运为联系纽带。至于与省外的物资集散、商业贸易等更是高度依赖长江干流航运进行。因此，四川省绝大多数城市都靠近长江干、支流，沿江筑城的布局特点明显，逐步形成了一个沿长江干、支流的“丁字形”省域城镇体系。三线建设期间，基于建设全国战略大后方和发展四川省经济的需要，国家集中建设了川黔、成昆、襄渝三条铁路并彻底整治了长江航运，使四川省拥有5条与全国联系的大动脉（宝成、成昆、川黔、襄渝铁路和长江），经济和城市持续发展的交通条件获得根本改善。四川省城市由“丁字形”聚集发展转向“H形”聚集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沿铁路干线的“H形”城市带。其中，从三线建设到1985年，四川省总体上建成了成渝城镇聚集区。这一聚集区以宝成、成昆、成渝3条铁路线为主轴，聚集了成都、重庆、德阳、绵阳、乐山、自贡、内江、宜宾、泸州9市、227镇，成为我国内地城镇分布密度最高的地区。[12]以成渝城镇聚集区为核心的城市体系的形成，极大地提升了四川省城市体系演进的速度和质量。

　　四、四川省三线城市的历史地位

　　1964~1980年间的以备战为导向的四川省三线建设基本实现了预定目标，初步建成了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科技工业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这场特殊建设从根本上革新了四川省的工业体系和城市体系，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防能力，带动了工业和城市的迅猛发展。这些受惠于三线建设而崛起的数量众多、功能各异的四川省城市，在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一）具有保障国家安全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线建设首要目标是“积极备战”以改善国防工业布局，建立一个强大的战略后方。四川省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资源和较好的经济基础，而成为全国三线建设的首选。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将国防科技工业总投资的1/4集中投入在四川省，新建成一系列国防工业基地和国防工业城镇。[2]到1980年，四川省已经发展成为全国实力最雄厚，核、航天、航空、兵器、船舶和各国防工业部门配套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国防工业战略后方基地，无论是固定资产、职工人数和生产能力，四川省均占全国的1/4左右。其中，重庆市是重要的国防工业后方战略重镇，成都市是军事电子工业城市，其与绵阳、广元、重庆共同构成了重要的军事电子工业城市群，绵阳和安县建成了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绵阳与乐山成为核工业基地，西昌则拥有先进的卫星发射中心。[13]毋庸置疑，四川省内这一系列国防科技工业城镇具有保障国家安全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具有国家推进工业化动力之源的新地位

　　在三线建设中，全国工业总投资的1/8注入四川省，迅速将四川省培育成中国内地完整而重要的新兴工业基地。从工业门类来看，全国38个主要工业部门四川省均完整配套建设，全国主要工业行业约有160个，四川省有95%。到1976年底，全省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已达211.08亿元，仅次于辽宁，居全国第二位。通过三线建设，四川省工业生产能力获得飞跃式增长，1979年与1964年相比，钢产量由占全国总产量的4.7%上升到8.5%，成品钢材产量由5.3%上升到7.6%，原煤由4.7%上升到6%，发电量由4.1%上升到5.5%，天然气和化肥产量居全国第一。四川省已成为全国著名的三大电站成套设备及冶金、建材生产基地之一、四大航空与电子工业及化学工业基地之一和五大航天、钢铁及船舶制造基地之一。[14]1980年，四川省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22亿元，名列全国第一。与此同时，基于四川省三线城市工业建设首要目的是“面向打仗、面向全国、面向基本建设”，催生出四川省各城市的基本功能即外向型功能极为突出的新特点，再加之各城市兴建的不同工业部门均配置着国内最先进的人才、技术、设备及制度等，而成为这一时期全国城市现代化的“示范中心”，推动着四川省城市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对此，经济学家林凌曾在深入研究后指出，四川省三线建设所带动的川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水平跨越了50年。[3]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四川省已经成为中国内地工业化的强劲动力之源，成为内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主要支点之一。

　　当然，三线建设终究是以备战为首要目标，并主要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环境中进行的，深受“左”倾思想和国际国内复杂局势的制约，存在着偏差与失误。与之相伴而生的是四川省城市在其突变进程中，甚至存在着较三线建设本身更大的偏差与失误，尤其是倾向于“山、散、洞”与非城市化路径的工业布局以及重工业单向突进的城市产业结构畸形化等问题，既限制了中心城市的全方位进步，也制约了中小城市和城镇的深度发展。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又揭开了“后三线建设”20余年调整改造的新篇章，四川省城市依托三线调整改造，获得了更深层次和更广领域的新发展，城市现代化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综上所述，三线建设在四川省的全力推进，从根本上调整了四川省工业和城市的性质及区域的合理布局，完成了各城市工业化与城市现代化发展要素的奠基，优化了四川省城市发展的综合环境，更为四川省各区域主要城市和省域城镇体系的成长以及这些城市在更大范围内的持续发展建构了崭新的发展之基。在三线建设的全过程中，四川省城市不仅取得了相当程度的现代化成就，而且成为中国城市体系中具有重大战略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省城市的崛起既极大地扩展了新中国的国防、工业和城市发展的基础，又对以后的城市现代化发展产生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

　　　参引文献

　　［1］《当代中国的四川》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页。

　　［2］李富春：《关于计划安排的几点意见》、刘少奇：《继续控制基本建设，着手搞西南三线》，《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

　　［3］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的报告》，《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509～510页。

　　［5］《当代四川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

　　［6］《四川省志·城建环保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7］辛文：《对三线建设的一些认识》，《计划经济研究》1982年第8期。

　　［8］《中国城市建设年鉴（1986~1987）》，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376页。

　　［9］《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09页。

　　［10］《当代中国的四川》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0~62、754、36、22、24~30页；《当代成都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页。

　　［11］《当代中国的四川》下，第152页。

　　［12］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00页。

　　［13］林凌、李树桂主编：《中国三线生产布局问题研究》，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102页。

　　［14］ 《当代中国的四川》上，第165~168页；辛文：《三线建设与四川产业基础的形成》，王春才主编：《三线建设铸丰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79页。

　　注：本文发表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

　　基金项目：江苏省2012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三线建设与中国内地城市发展研究——以四川省绵阳、德阳为例（1964~1980）》（CXLX12-002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明长（1970-），男，汉族，四川德阳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1级博士研究生，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建筑与艺术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城市史。

　　学术简介：已完成《三线建设与中国内地城市发展研究》课题（江苏省2012年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三线建设与四川城市发展研究》课题（2014年德阳市社科联重点项目，结题报告达17万字，个人完成近8万字，负责课题申报和统稿）、《工业区、三线建设与德阳城市化》课题（结题报告达9万字），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南地区三线建设单位的社会文化变迁研究》，等。已发表当代中国城市发展史方面论文10余篇。

　　[1] 到1985年，四川省19个设市城市均属于三线建设的重点，其中：地级市11个，包括成都、重庆、自贡、渡口（1987年更名为攀枝花）、泸州（1983年由县级市升格）、德阳、内江（1985年升格）、乐山（1985年升格）、绵阳（1985年升格）、广元、遂宁；县级市8个，包括万县、涪陵、达县、南充、宜宾、雅安、华蓥、西昌。“H形”城镇带构成，即从南至北方向的成都、德阳、绵阳、江油、广元位于宝成线上，从北至南的眉山、夹江、乐山、峨眉、金口河、西昌、渡口位于成昆线上，从西至东的简阳、资阳、内江、隆昌、重庆位于成渝线上，从南至北的华蓥、达县、白沙（万源）位于襄渝线上，綦江位于川黔线上。《当代中国的四川》下，第148页。

　　[2] 如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绵阳、广元、重庆为中心的军事电子工业基地，以绵阳、乐山为中心的核工业基地，以成都、雅安、绵阳、西昌、达县、万源、宣汉为中心的航空航天工业基地，以重庆、江津、涪陵、万县为中心的沿长江上游的船舶工业科研生产基地等。《三线建设》，第142~163页。

　　[3] 此为笔者于2012年7月12日采访林凌的记录。

　　[1] 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三线建设》，1991年，第32页。

　　[2] 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是全国最大的三线建设项目，因之而生的渡口市是全国最大的新建三线城市。相关资料显示：“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从1964~1985年，国家共投资35.27亿元（含技术改造投资6.72亿元），形成固定资产原值24.92亿元（其中，仅攀枝花钢铁公司同期国家投资达17.55亿元）。据估计，从1964~1980年，国家对渡口市的总投资达26亿元，占全国三线建设总投资的1.21%以上。”与此同时，“工业基地建设推动了渡口城市的迅猛发展，1978年，渡口由1964年的山区发展成为33.4万人的新兴中等城市。”参见《三线建设》，第106页；《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178页；《四川省志·城建环保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627页。

　　[3] 参见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中国城市四十年》，中国统计信息咨询服务中心1990年版，第3页；《四川省志·城建环保志》，第626~628页。

　　[4] 参见中共德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德阳建市纪实》，1993年，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