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区红一角 红旗漫卷川西北——四川在红军长征中的地位与作用

文/ 王承先

　　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悲壮的英雄史诗，也是我国革命战略重心转移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红军长征在四川的历史是其中最耀眼的灿烂篇章。长征期间，三大主力红军在四川境内徒步闯出了一条跨越高山峡谷、雪山草地的前无古人的转战新路，实现了两次大会师，足迹遍及全川东南西北各个区域。与长征沿途其他省（市）比较，红军在四川征战时间最久、行军线路最长、经过地域最广、自然环境最恶劣、召开重要会议最多。四川在整个长征历史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具有突出的历史地位；特别是铸就长征精神的众多元素都与四川密切相关，让红军长征在四川的历史凸显出迷人的传奇色彩。

　　一、独特的地理和社会条件，让四川成为红军长征中出奇制胜的主战场

　　（一）独特的地貌特征决定了红军长征在四川的线路选择。受当时四川地貌和交通状况影响，红军长征过四川的线路理论上有三条：东线从贵州遵义北上进入重庆綦江，再沿重庆北碚向北到达州，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进入陕甘；中线在泸州以南渡赤水进四川，再从泸州和宜宾之间过长江，走成都平原或川中丘陵区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从川北进入陕甘；西线从云南入川，沿凉山、甘孜、阿坝北上出川到甘陕宁。三条线路中，东线和中线是四川军阀重点防御地区，其中东线的国民党第21军是川军精锐，驻重庆，军长刘湘，整编前有10余万人；中线的国民党第24军是川军人数最多的部队，驻成都，军长刘文辉，整编前有11万多人；在重庆和成都间的广大地区，还驻防有其他地方军阀部队。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长征经过四川时，处于敌强我弱态势，为扬长避短、甩掉围追堵截之敌，几经试探后最终选择了西线。实践证明，这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

　　（二）地方军阀与南京中央国民政府错综复杂的矛盾为红军长征在四川提供了纵横捭阖的有利契机。北洋军阀倒台后，四川地方军阀长期混战，从1916年起逐渐形成防区制管理格局，成为彼此割据的“独立王国”。红军长征入川前夕，全川各防区军阀共有6个军47个师，各自割据、相互混战、彼此防范，为红军利用军阀间的矛盾提供了机会。而四川军阀在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关系中也始终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状态。蒋介石企图趁追击红军的机会削弱和控制地方军阀；而四川军阀则因怕蒋介石借机把手伸进四川，对红军采用了“保境守土，驱逐为上”战略和“送客式追击，敲梆式防堵”战术。当时刘湘曾对潘文华吩咐，红军入川“如系假道他去，则开放进路，切不可截堵”。四川军阀和蒋介石这种貌合神离的关系，尤其是地方军阀不肯为中央军“火中取栗”，担心中央军“鸠占鹊巢”的微妙心态，客观上为红军长征过四川提供了便利。

　　（三）尖锐的阶级矛盾为红军长征在四川提供了可靠的群众基础。由于长期战乱，四川军阀为了筹集军费，在各自防区内任意预征田赋，从1年预征1、2次发展到7、8次，甚至多达十几次。截至1935年，刘湘的21军预征到1975年，刘文辉的24军预征到1985年，邓锡侯的28军预征到1987年，杨森的20军预征到1989年，刘存厚的川陕边防军更预征到了100年以后。除预征田赋外，还有各种“地方附加税”，往往比正税高几倍到十几倍，当时峨边县附加税为正税的29倍，雷波县高达73倍，其他勒索更是有增无减。四川人民在军阀的残酷压榨下，生活状况凄惨，各地暴动此伏彼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党组织领导下的全省暴动、起义高达 70多次。

　　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及时捕捉战机，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战争奇迹。中央红军从1935年1月底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到9月10日离开四川北上甘陕，在四川境内谱写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雪山过草地等脍炙人口的英雄史诗；红四方面军从1935年3月开始，到1936年8月离开四川北上，前后开展了强渡嘉陵江战役、土门战役、包座战斗、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康（定）道（孚）炉（霍）战役等，并经受了三过雪山草地的生死考验。

　　二、巴蜀大地蓬勃发展的革命力量，让四川成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加油的总驿站

　　毛泽东曾经说过“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长征途中，觉醒的四川人民对三支主力红军都给予了巨大的支持，让四川成为红军先后会师和补充兵员给养的地方。

　　（一）川陕苏区的发展壮大为红军长征在四川提供了可靠的战略支点。中央红军入川时，红四方面军已经在川北和陕南地区建立并巩固扩大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至营山、渠县，北迄陕南，幅员面积达420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0余万，下辖23个县和1个市的省级苏维埃政权；红四方面军从入川时的4个师15000余人，发展到5个军8万多人。这种胜利态势成为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制定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战略依据。徐向前元帅曾评价：“川陕革命根据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有过它的光荣历史地位和作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人民，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前仆后继、艰苦奋斗，英勇牺牲，贡献了他们所能贡献的一切力量，保证了红军的存在和发展，保证了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

　　（二）红四方面军为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的长征提供了有力的策应和援助。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三大主力红军的紧密配合下，亲自指挥了一系列红军战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特别是在四渡赤水和巧渡金沙江期间，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之间形成“品”字形的战略布局，彼此呼应，相互支援。为减轻中央红军的作战压力，红四方面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嘉陵江战役，占领川北广大地区，直逼成都，牵制了国民党军180多个团的兵力；红二、六军团则主动出击，连续作战，消灭敌人1万余人，吸引和牵制了大量敌人。为接应中央红军从云南入川北上，红四方面军决定在川西北创建新的根据地。徐向前率军从4月底到5月下旬发动土门战役，红四方面军主力陆续进入阿坝境内，并由李先念率部西进小金川地区，为迎接中央红军扫清障碍。

　　为迎接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提前筹集大量慰问品，在重要地点设立粮站积蓄粮食，并在会师后将慰问品和粮食集中分批送给中央红军；为解决中央红军减员严重的问题，还抽了三个建制团共3800人加入到红一方面军。百丈关战斗失利后，红四方面军从雅安进入甘孜，为策应红二、六军团入川，特地改变原定单独北上的计划，在道孚、炉霍、甘孜地区停留，阻止敌人对红二、六军团的堵截，克服自身困难为红二、六军团筹集到了急需的粮食等物品；七月初组建红二方面军时，又将32军划归其指挥。

　　（三）四川各族人民对红军给予了宝贵的支援。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期间，川南地方党组织积极组建农会，发动武装起义牵制敌军，并于1935年2月成立中共川南特委会和川南游击纵队，创建川滇黔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到1945年夏。三大主力红军过境凉山、阿坝、甘孜期间，彝、藏、羌、回、汉各族人民为支援红军付出了巨大代价。特别是在红军留驻阿坝期间，当地承担了10万主力红军的供给保障任务。据不完全统计，当时阿坝各族人民支援红军粮食达3000万斤，各类牲畜20多万头；有5000余人参加红军，涌现出天宝（藏族）、红色阿訇肖福祯烈士（回族）、红色土司安登榜烈士（羌族）等一大批少数民族革命英雄。毛泽东曾对此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牦牛革命”。

　　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社会结构形态，让四川成为全国革命战略重心转移的唯一通道和桥梁

　　（一）四川是红军长征战略目标定位的最终确定地。红军长征是在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因此当时党中央对长征的战略目标定位始终处在不断调整变化的过程中。尽管在长征出发时，党中央就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红四方面军也提出了“消灭刘湘，随红军北上抗日”的口号；但由于红军长征初期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只能把近期目标定在与其他红军会师以保存革命力量上，北上抗日还不具备上升为全国战略全局高度的条件。即使是在遵义会议召开后，党中央的长征战略目标也经历了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在川滇黔地区就地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决策反复。直到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并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北上抗日的战略构想才最终有了实现的可能，被党中央正式确定下来。1935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国发出《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的宣言》，号召全国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决对日作战，恢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会议上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正式确立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二）四川是革命战略重心由南向北转移的桥梁和纽带。毛泽东曾经指出，“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这种桥梁作用在长征期间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中国革命寻求国际进步力量支援的桥梁。正如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指出的：“打通苏联为实现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二是解决革命主要矛盾转移的桥梁。随着日本加紧侵略中国，民族矛盾日益上升并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如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所说：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规定的战略总任务就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三是开辟保存自身革命力量可靠基地的桥梁。毛泽东早在阿坝停留期间，就从政治、敌情、居民条件、物质条件等方面对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条件进行了分析，提出党和红军应集中兵力北进，在川陕甘边建立可靠的前进阵地，保存和发展红军力量。

　　（三）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是架通红军长征战略转移桥梁的桥墩基石。徐向前元帅曾回忆说：“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如果没有川陕根据地的桥梁和连接作用，将会增加更多的困难，造成更大的损失。那时，中央红军撤出了江西。陕北根据地很小。四方面军在川陕的存在，它所积蓄的革命力量，对于一方面军的长征，对于全国的革命，是个很大的支持和掩护。”史实表明，红四方面军一直把自己的军事行动看做是红军总体军事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其他红军和根据地的积极配合；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先后支持接应了红二十五军、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的长征行动，在长征整体战略转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严酷的军事政治斗争环境，让四川成为长征精神的最终凝结地

　　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谱写的壮丽史诗，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形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些精神都在四川境内得到了最集中的展示，受到最严峻的考验。

　　（一）四川是集中体现和考验红军战士坚定理想信念的地方。红军长征，每走一步都要经受与敌人进行惨烈战斗的考验，经受同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开展尖锐斗争的考验，经受极端恶劣自然环境对生理极限的严酷考验，这三种考验在四川特别是在川西北的雪山草地间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们彼此交织，使红军长征步步荆棘、备尝艰辛。在与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红军要在没有供给保障的情况下徒步穿越大量的雪山、草地等无人区；据统计，三大主力红军长征期间在四川共翻越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雪山67座，都走过了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特别是右路军受张国焘的影响，曾三过草地三翻雪山，让许多红军战士长眠在雪山草地中。而在生死考验面前，每位红军战士首先想到的是战友和身边的同志，舍身救人、团结互助的感人故事每天都会发生。而在与恶劣自然环境作斗争的同时，疲惫的红军战士还要面对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在雪山草地间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惨烈的战斗（如土门战役、松潘战役，阿坝战斗、毛儿盖战斗、包座战斗等），这些战役战斗都表现出红军不怕困难、不畏牺牲，与敌军顽强作战的英雄气概。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险恶的环境，成为了红军战士坚定理想信念的试金石。

　　（二）四川是集中锤炼红军战士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的地方。这种锤炼集中体现在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行径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在此期间，党中央为统一党内思想，在四川的雪山草地间连续召开包括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巴西会议等在内的各种重大会议多达13次。这场反分裂斗争实际上是对当时每个党员和红军战士纪律意识、规矩意识的严峻考验，顾大局、守纪律、讲团结的长征精神在斗争的过程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历史证明，红军广大指战员，特别是红四方面军的绝大多数指战员都经受住了考验，自觉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

　　（三）四川是拓宽党的为民宗旨和与群众血肉联系新领域的地方。建立红军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四川有两个新领域，即处理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四川是我党首次处理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地方。红军长征经过四川民族地区时，对当地落后的社会制度实行了变革。如解放越西、冕宁县城后，废除了反动政府控制彝族首领的“轮班坐质”制度；在川西北和康北的藏族地区，在宣传信教自由的同时，又努力实行政教分离政策。明确规定：“活佛大喇嘛只许传教，无权过问政治，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或人民革命政府”“群众有信仰喇嘛教的自由，反对强迫信教，强迫当喇嘛”。红军在川西北藏族地区17个县实行了土地革命。这些变革措施为新中国成立后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积累了经验，对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具有开创意义。由于正确贯彻执行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红军迅速得到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许多少数民族青年踊跃报名参加了红军。

　　（四）长征精神在四川留下深深印记，并不断得到传承和发扬。长征精神在四川最终凝结，也在四川不同历史阶段得到连续不断的传承和发扬。解放战争时期，四川人民发扬理想至上、正义必胜、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为迎接全国解放，在全省各地开展武装起义，涌现出江姐等为代表的重庆渣滓洞、白公馆英烈群体和成都十二桥烈士为代表的英烈群体，他们为了忠诚于理想信仰、忠诚于党的事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在全国解放的黎明时分，用生命和鲜血践行了自己对党和人民的铮铮誓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长征精神在四川最典型的传承主要体现在三线建设中。无数共和国的建设者充分发扬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征服困难、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在极度艰苦的环境中，用顽强拼搏的意志和震撼人心的壮举，写下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的光辉一页。改革开放新时期，四川的广汉农村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等则是对长征精神中实事求是、敢为人先思想基因的传承和发展。而在“5·12”汶川特大地震和“4·20”雅安芦山地震中凝结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则是新时期长征精神的典型代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长征精神；全国人民充分发扬征服困难、不怕牺牲，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生死相依、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面对艰巨繁重的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任务，从中央到地方，上下同心、八方支援，全体灾区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共同创造了人类救灾史上的伟大奇迹。

　　五、红军在四川最终凝结的长征精神，是值得四川人民倍加珍惜的宝贵精神财富

　　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最好营养剂和不竭的力量源泉，对于我们干好新时期工作具有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四个自信”。“革命理想高于天”。坚守理想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之本。长征时期，无数先烈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就是因为他们对崇高理想信念始终矢志不移，历经千难万险而终不悔。当前，无论环境如何改变，面对的形势和任务如何千差万别，共产党人心中的理想信念决不能变，家国情怀决不能丢。特别是在当前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最近的时候，更要始终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无论目标离我们有多远，征途多艰难，都要始终不渝地用一生去坚守、去实践，增强责任担当意识，解决精神懈怠、信仰迷茫、信念动摇、精神迷失问题，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二）遵循规律，实事求是。任何事物的运动都有规律，尊重和把握规律，是取得胜利的唯一途径；违背客观规律，必然遭受失败。战争年代，毛泽东之所以能先人一着、处处主动，就是始终遵循了他自己提出来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拘泥条条框框、不墨守成规，始终保持了与时俱进的思维品质。这种思维品质让他在长征中带领疲惫之师，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冲破层层围追堵截，最终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特别是他在长征途中，对在哪里创建根据地，怎样创建根据地，从不墨守定制、而是在实践中不断选择、修正和调整，从滇鄂川黔、黔北、川西北、川陕甘到陕北，最终找到理想的根据地，开创了革命的新局面。当前，党中央提出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新时期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实践，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境界，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

　　（三）一切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得民心者得天下。种子植于沃土才能生根发芽，共产党只有深深植根于人民才能焕发勃勃生机。红军长征能最终取得胜利，就是因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劳动人民自己的革命武装，能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这也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灵魂。打仗要依靠人民，搞建设也要依靠人民。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这一宗旨始终都不能变、不能丢。唯有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增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

　　（四）对党忠诚、严守纪律。红军长征是对党员忠诚度、纪律性的最严峻考验。实践证明，只有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坚定政治立场，强化党员意识，增强党性观念，锤炼忠诚品格，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头脑清醒、旗帜鲜明，才能经受住各种风浪考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拼搏，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把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强化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和忧患意识，“四讲四有”，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决防止底线失守、蜕化变质，才能实现党的百年奋斗目标。

　　回顾80年前红军长征在四川的光辉历史，既令人神往和感动，更深感肩头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长征精神的凝结地和主要实践地的四川，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全省各族人民一定能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决胜全面小康，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四川篇章。

　　（作者为中共四川省直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省直机关党校校长，原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本文刊载于《四川党史》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