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题材文艺创作的三次高潮

文 / 龚自德

　　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中国革命史上巍峨耸立的不朽丰碑，是中华民族惊天地、创世纪的英雄史诗，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壮举。世界上没有哪一次行军，能像长征这样被无数次解读，被一代代人追寻和书写。红军长征，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艺创作的重大题材，在文化上也有突出的表现。红军主力从来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到1936年10月三军大会师，长征胜利结束，至今80年，反映红军长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文艺创作，一直延续不断，从未停止。长征题材的创作不是出现在某一类体裁的作品中，它是在诗歌、散文（含报告文学、通讯、史传文学，下同）、小说和戏剧文学中全方位展开的。据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长征研究者陈宇介绍：到21世纪初的2006年，即长征胜利70年周年，我国共出版红军长征专题图书约有2100种（不计重印翻印），其中文学作品占了大多数。

　　长征题材的文艺创作持续不断，经久不衰，其中有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长征中和长征胜利之后的1937年

　　该时期的主要代表是毛泽东的诗词、 黄镇的画、陆定一的小调、廖承志的木刻、李伯钊的话剧，他们共同组成了红军长征中的文化风景线。

　　在漫漫长征路上，红军虽然连续行军和作战,困难险阻重重，但是文化娱乐活动却贯穿于长征的始终。红军的歌声不断回响在长征途中，鼓舞着红军战士们的革命精神和战斗意。这其中当然首推毛泽东1934年至1935年写的关于长征的诗词，其影响遍及世界。毛主席长征期间写作的《十六字令三首》（1934年到1935年）、《娄山关》（1935年2月）、《长征》（1935年10月）、《昆仑》（1935年10月）、《六盘山》（1935年10月）、《给彭德怀同志》（1935年10月）、《雪》（1936年2月）等诗词，是80年来长征题材文学的巅峰之作。这些诗词展示了毛泽东从长征之初到长征胜利的心路历程，着重抒写了在民族危机深重、阶级斗争复杂的空前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天欲坠,赖以拄其间”，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气概和开创历史新局面的伟大理想。它是毛泽东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学和美学精神的诗意呈现，同时也典型地体现了近代中国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革命愿望、意志和理想要求。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继早期无产阶级诗歌运动之后，通过长征诗词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革命抒情。毛泽东于1935年10月写的《七律·长征》是其代表：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长征路上，富有传奇色彩的人和事，激动人心的战斗生活，以及目不暇接的沿途风光，都让参加长征的红五军团政治部文化科长、中央军委直属队政治部宣传科长黄镇激动不已，他便将沿途触动他情感的见闻画下来，放在身上的书包里，大概有四五百张，最后只保留下来25幅。在这些画中，有人物、风俗、战士生活和军事行动多种题材，其中《翻夹金山》《背干粮过草地》《草地行军》等，真实地记录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场景，《安顺场》《泸定桥》等反映了红军长征重大战役，《贵州四川的干人儿》则是对旧中国军阀统治下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血泪控诉。这些作品被上海风雨书屋出版，画集取名为《西行漫画》，形象地记录了红军的长征足迹，表现了红军艰苦转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长征中仅存的形象史料和珍贵的艺术品，成为红军长征的重要历史见证。

　　李伯钊是红军中著名的“歌舞明星”，也是中央红军中32个长征女战士之一。在转战万里的长征途中，她带领的文艺宣传队唱歌跳舞、编剧演戏、培训文艺干部，为红军长征的宣传鼓动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她在长征途中组织演出和演唱黄镇创作的话剧《一只破草鞋》《打骑兵歌》等，深受指战员欢迎。

　　长征中相继任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政治部主任等职务的舒同，用自己的智慧为红军战士带来了快乐。他曾在《红星报》上发表《十天行军中化装宣传的一瞥》一文，头一次提出“化装宣传”这一新概念，用各种诙谐幽默的方式，让红军指战员们个个兴奋起来，冲淡行军的疲劳。红军长途流动作战，环境艰苦，物质条件极差，不易找到纸墨。舒同就用木炭、锅灰、石灰水等在墙壁、木板、石崖上书写标语，用五颜六色、大小不等的废纸书写文告、传单等。这种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方法将长征途中的宣传工作搞得热烈红火。这些标语、传单成为了反映红军长征宝贵的艺术作品。

　　长征时就被视为文化人的陆定一，才气出众，尤其是歌词创作，随时随地张口就来。1935年6月，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看着那激动人心的场面，陆定一即兴创作了《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这首歌词大气磅礴，既表达了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的喜悦心情，又指明了会师的重要意义。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时，这首歌词稍作修改又成了三军《会师歌》。从此，陆定一名声大振，红军战士把他的歌词统称为“长征小调”，并把他视为“长征小调”的创始人。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完成了二万五千里的战略大转移。陆定一的“长征小调”再显神奇，他与贾拓夫合作写出了迄今为止最长的“长征小调”——《长征歌》：“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十一月来走湖南，宜临蓝道一齐占，冲破两道封锁线，吓得何键狗胆寒。十二月里过湘江，广西军阀大恐慌，四道封锁线都突破，势如破竹谁敢当。一月里来梅花香，打进贵州过乌江，连占黔北十数县，红军威名天下扬。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中央红军长征走了13个月，“长征小调”就写了13段。每段都如同一张富有诗味韵律的长征大事月表，生动记录了红军当月的重要战斗、重大事件和取得的重要战果。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毛泽东、杨尚昆等人向所有参加了长征的将士发起征文活动，号召大家用手中的笔记述艰苦卓绝的长征。从而出现了长征纪实文学作品的第一次创作高潮。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由丁玲、成仿吾、徐梦秋等人负责编辑加工，选定110篇，30多万字，于1937年2月编成了《二万五千里》，装订成上下两册。一九四二年，八路军总政治部正式印行了这本名为《红军长征记》的书。在此期间，以埃德加·斯诺为代表的一些西方作家、记者到达陕北根据地。他们先后写出一些客观报道红军的通讯报道，发表在英美报刊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1937年10月，斯诺将他写的报道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出版，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而轰动的影响。将红军长征推向了全世界。在此前后，以范长江等为代表的中国记者、作家，也用充满激情的笔触，记述和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他们的作品与亲历了长征的红军官兵的回忆性文字，构成了长征题材纪实性作品的第一次创作浪潮。

　　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最早向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著作是1936年10月瑞士籍英国传教士勃沙特在英国出版的回忆录《神灵之手》。1934年10月初，勃沙特在贵州被转战中的红军第六军团当作“间谍”扣留，其后他随同红六军团一起参加了长征。1936年4月，他被红军释放。根据这段经历，勃沙特撰写了回忆录《神灵之手》。他在书中描述了随军见闻，表达了自己对红军和长征的看法，对红军长征史的研究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神灵之手》《红星照耀中国》等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之后，红军长征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事件就不仅成为世人所关注的话题，而且成为不少文艺家力图追踪探索的艺术课题。

　　第二次高潮，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

　　该时期的代表是《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的出版，话剧《万水千山》和《长征组歌》及王愿坚等的一些短篇小说如《七根火柴》《三人行》等反映红军长征的中短篇作品。

　　这是特别要说到的是《星火燎原》的出版。为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国成立10周年，1956年7月，经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向全军和全国人民发起“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活动，广泛征集反映我军在革命战争各个历史时期英勇斗争的不朽业绩和珍贵史料。长征自然是这次征文活动的重要内容。

　　这次征文活动盛况空前，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阅改征文稿件，彭德怀、贺龙等军委领导同志亲自组织征文工作。特别是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很支持“建军三十周年征文”活动。《星火燎原》编辑部抓住南京军事学院得天独厚的好条件，派出编辑常驻南京，为将军们整理口述记录。著名军旅作家王愿坚就是其中的骨干编辑之一。他帮助杨得志和孙继先分别从不同角度完成了一篇《强渡大渡河》的回忆录。文章写好后，刘伯承亲自为他们审阅、修改。530余位开国将帅和省部级以上领导，数万名官兵、转业军人和地方党政干部踊跃撰稿，应征稿件5万余篇，总政治部专门成立编辑部编辑整理征文，毛泽东为征文丛书题写了“星火燎原”书名，朱德作序。《星火燎原》丛书自1958年至1965年出版8卷，相继用13种文字、8种版本发行国内外，有56篇文章被选入全国中小学课本，共发行710余万册，影响了新中国几代读者，被文学巨匠郭沫若誉为“用红宝石砌成的万里长城，记述中国革命战争的东方史诗”。在探索艺术地反映红军长征这个课题方面进行了最初的尝试。《星火燎原》第三集选编了有关长征的文稿76篇。首篇文章就是刘伯承元帅撰写的《回忆长征》。文集的每篇都渗透着革命战士对党、对人民、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展现出顽强的革命意志、深厚的战友情谊，以及面临任何困境都充满的必胜信心。

　　这次长征文艺创作高潮中，影响最大的是《长征组歌》。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三十周年，由萧华作词，晨耕、生茂、唐诃、遇秋作曲，唐江指挥，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于1965年8月1日在北京人民剧场成功地举行了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首场演出。《长征组歌》以深刻凝炼的词汇，清新动人的优美曲调，浓郁的民族风格和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艺术形式，讴歌了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和指挥下，历尽艰险，不屈不挠，英勇作战，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颂扬了中国革命史中具有传奇性的壮丽史诗，气势磅礴，感人肺腑。

　　这个时期，反映红军长征在四川的影视作品也很多，如《万水千山》《金沙江畔》等。《金沙江畔》讲述的是红军北上抗日途中经过金沙江时发生的故事。蒋介石的特派员与当地大土豪勾结，制造“红军”抢劫藏族大土司桑格女儿珠玛的事件。红军坚持党的民族政策，为了革命大目标，不惜牺牲，救出珠玛，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通过藏区继续北上。影片《红鹰》表现红军长征经过川甘边藏族区白沙草原时，红军女医生林华在突围时负伤，她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牧民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救国方针，组织起一支藏民游击队。影片《羌笛颂》中，红军女战士董永贞负伤留在羌寨，发动当地群众与敌人开展斗争。她因伤牺牲后，羌族游击队长瞒住她牺牲的消息，仍然四处张贴署有她名字的标语，以她的名义继续和敌人战斗。

　　这次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的文艺创作高潮，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

　　第三次高潮，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

　　该时期的代表是《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长征风云》《地球的红飘带》《大迁徙》《长征》等及大量长征影视作品的问世。

　　1985年，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出版了一部描述红军长征的纪实作品《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这是作者怀着对长征这一历史事件的极大兴趣，在历时一年的实地采访和写作之后完成的。不论对这部书中有关长征的叙写和见解如何判断，这部书的出版毕竟给中国的作家同行带来某种震动和刺激。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终于为文艺家涉笔长征创造了机缘，思想禁锢的解除，历史资料的积累，对于长征史实不断丰富与深化的认知，促成红军长征这一中国革命的重大史实，再度成为文学和影视艺术耕耘的热土，长征题材文艺创作的再度活跃，使红军长征文化出现第三次高潮。

　　自1987年以来，陆续出版了赵蔚的《长征风云》、魏巍的《地球的红飘带》等长篇小说。李镜的长篇纪实文学《大迁徙》问世。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树增历时六年精心打造、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巨著《长征》，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重新认识了长征的重要意义,是红军长征胜利70年以来第一部用纪实的方式最全面地反映长征的文学作品。

　　在影视作品方面，影片《大渡河》细腻地展现了红军飞夺泸定桥等战斗过程。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四渡赤水》是继《万水千山》后又一部大型长征题材影片。此后，长征影片的角度、风格、视点越来越多样化。影片《金沙水拍》展现了长征途中毛泽东的情感空间，丰富了毛泽东作为军事家、政治家、诗人、丈夫、姐夫等多重角色的丰富性格。影片《草地》中，三个方面军的掉队红军指战员组织起来，互相鼓励，走出险恶的草地，从一个小角度凸显红军团结战斗的革命意志。《马蹄声碎》以对红军战士个体感情世界的渲染之笔，使历史更具形象化，更多感悟性。影片《彝海结盟》通过刘伯承率领红军先遣队通过彝族地区时，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刘伯承与头人小叶丹歃血为盟，将红军征程表现得更加真实、生动、感人。另外还有《大渡桥横铁索寒》《长征岁月》《太阳女神》《草地之光》等多部影片。

　　21世纪之初出现的史诗性长篇电视连续剧《长征》，是长征题材电视剧最重要的收获。从该剧中不仅能看到更为真实的战争场面，感受到红军将士艰难无比的跋涉和巨大牺牲，更能看到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一步步战胜错误路线，确立毛泽东正确路线的。电视连续剧《长征》与电影《长征》相得益彰，共同构成较之以往规模最大、表现最为完整的银屏长征奇观。这两部没有粉饰的长征题材影视片，达到了艺术性、感召力和感染力的完美统一，它们共同传递着一个信息：长征属于历史，长征精神将永远辉耀着现实和未来。

　　这一时期，反映红军长征的书法、美术作品，特别是雕塑作品也是长征文艺创作的一支奇葩。最具代表性是中央军委决定，1990年8月在四川松潘川主寺落成的红军长征纪念碑园内的《团结胜利碑》和大型群雕《艰苦历程》，被称为中华第一金碑和神州空前的现代群雕。

　　总之，80年来，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的文艺工作者创作，经久不衰、高潮迭起；内容广泛、题材多样；组织倡导、领导带头；作者众多、亲历亲为；成果丰富、影响深远。

　　可以预料，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为契机，必将迎来红军长征题材文艺创作的第四次高潮。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本文刊载于《四川党史》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