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坚持人民观的品质风范

文/林  明

　　邓小平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由于他把人民观深刻地溶入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具有了坚忍不拔的精神支撑，才有了宽广博大的爱民情怀，才成就了他一生伟大的功业和人格魅力。

　　人民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秉承和争取胜利的法宝。邓小平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由于他把人民观深刻地溶入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具有了坚忍不拔的精神支撑，才有了宽广博大的爱民情怀，才成就了他一生伟大的功业和人格魅力。他的一生，不仅充分展现出人民观的真理性光芒，而且极大地丰富扩展了人民观的思想内涵。品质是一个人的思想品德在行为和作风上的一贯表现，我们认为邓小平政治生涯的“三落三起”，就是他始终坚持人民观的优秀品质风范最充分的体现，只要仔细探究一下他每次跌落中的精神支撑，定会有由衷的敬意和深刻的感悟。

　　一、光明磊落，敢于为民讲真话。一个人是否真正持有人民观，首先表现在他是否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表达人民的真实愿望和要求。邓小平的人民观思想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在1956年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曾明确阐述说：“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归根结底来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①他始终把人民的利益看得至高无上，在争取人民的解放事业、让人民早日过上幸福生活的的革命实践探索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紧紧团结人民、依靠人民，为人民鼓与呼。这种坚持，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定力，随时面临着各种复杂的考验。邓小平政治生涯的三次跌落，都是在党的思想政治路线出现错误偏差，给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极大危害之际，他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讲实情、说真话，义无反顾地为民请命，为民抗争。他在同错误的思想路线作斗争中承受了一次又一次冤屈和苦难却绝不妥协。

　　我们仅以他的第一次跌落为例，那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中央占据了主导地位，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盛行，本来邓小平同样具备“洋学生”和“真正布尔什维克”资本，如果他趋炎附势，投机钻营的话，不但不会挨整，还可能受重用。但他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了党离不开根据地和人民群众，清楚地认识到了毛泽东主张“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才是正确的道路。因此，他大胆直言，坚决反对左倾错误路线。1931年4月，他在写给中央的一份红七军报告中总结了十条经验教训，第一条就是：“过去七军的中心错误是处处以军事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不是以群众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的错误路线，结果常常是处在被动地位。在右江时攻滇军之役，攻武冈之役，攻连州之役，均是这样的错误。没有以发动群众为中心（不一定占领城市）而是以军事为中心。因为有了这样的中心错误，就不能不一路处在被动地位，到处站不住脚，一直跑到赣南。至于沿途是不是注意发动群众呢？是注意了，但因有这一中心错误，实际上是忽略了群众的工作。”②这些话显然与持教条主义的中央领导意见不合，中央不让他继续做红七军前委书记，被派往江西担任地方领导。他依然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在山区和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建立政权；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倾土地分配政策，坚持毛泽东同志主张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方针。更令“左”倾机会主义者恼火的是，他们居然“看不起”那些留过洋、住过大城市的正统马列主义者，与“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大唱反调，说：“大城市中产生过立三‘左’倾盲动主义。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由此成为洋学生们重点整治的“毛派头子”，撤销了他一切的职务，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并下放到宁都农村参加劳动改造。邓小平这次挨整显然是错误路线主导下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作祟而蒙受的冤屈。但这件坏事却后来变成了一件使他终生受益的好事。同在这场逆境中受难的毛泽东同志，通过这件事加深了对邓小平倔强性格和优秀品质的认识了解，称赞他政治坚定，原则性强，为维护党和人民利益敢于说真话。

　　二、矢志不渝，一心为民办实事。好的理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绽放光芒。人民观是共产党人超越自我，无私奉献的先进思想武器，但并非每个共产党人都能在自已的行动中体现出来。邓小平不愧为我党践行人民观的优秀典范，他不但始终秉持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领导就是服务”③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而且始终坚持身体力行，哪怕有再大的困难、再大的风险，都改变不了他一心一意为民办实事的坚强意志。1974年10月，被文化大革命打倒的邓小平在毛泽东同志的特别关照下重新复出，担任了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等职务，并主持了中央和国务院工作。但这并不意味毛泽东已经意识到“文革” 的思想政治路线上的错误，仍容不得任何人去动摇和纠正，邓小平对此是心知肚明的。邓小平受命于党和国家的危难之际，他没有屈从政治上的巨大压力，在“当官和做事”的选择中，他不怕再次丢官，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顺民心、办实事。为了在政治上得到上下一致呼应和支持，他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把毛泽东作出的“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最新指示溶为一体，并以“三项指示为纲”作为抗击文革干扰的政治盾牌。为了尽快扭转动乱局面，恢复社会生产秩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从1975年初开始，他坚定、果断提出全面整顿的一系列举措。在整顿中他反复强调要“敢”字当头，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要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认真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等政策。这些措施促使人们从长期极“左”思潮的影响下醒悟过来，精神为之大振，在稳定社会和恢复国民经济生产等方面都迅速收了到显著的效果。

　　大刀阔斧的整顿工作，必然涉及对文革极左思想路线错误的纠正。因此，这些工作从一开始就遭到靠文革得势的“四人帮”等人的抗拒阻挠，并施行种种攻击。一个时期里，“还乡团总团长”、“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不管白猫黑猫的走资派”、“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走资派”等等影射罪名，指向了邓小平。特别是毛泽东绝不容忍任何人对文革思想路线的质疑和否定，就连邓小平用毛泽东本人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他也表示不满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认为邓小平是有意篡改了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顽固坚持执行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他批评邓小平说：“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1975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在病情逐渐加重，行动、说话都很困难的情况下，听信了“四人帮”等人的诬告，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决定停止他的大部分工作。在毛泽东一言九鼎的年代里，他认为邓小平是在“翻案”，便发动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本来这时毛泽东还给了邓小平一个“悔过”的机会，要他主持政治局会议来明确表明对文化大革命全面的肯定态度。但他不愿做这件违背客观事实和人民意愿的事情，因而婉言拒绝说：“我是桃花园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让毛泽东很不满意。虽然这次邓小平起来工作的时间不长，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通过他领导的全面整顿工作，更加深刻的认识了他忠诚勇敢，一心为人民的优秀品德，看到了他拨乱反正、力挽狂澜的非凡才干，在内心里对他更加尊敬和佩服，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关切，寄托了坚定的信心和希望。

　　三、胸怀坦荡，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邓小平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正如《邓小平悼词》中所说：“他的崇高品格和风范，体现在他全部革命实践活动中，体现在他‘三落三起’的经历和他勇敢地开拓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的进程中。”难能可贵是他在跌落中毫不气馁，在重起中矢志不移，对党和人民事业始终保持强烈的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感。特别是1977年他在人民的拥戴下第三次复出，成为我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已73岁的邓小平依然以革命家的胆略和战略家的智慧，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党的基本路线，制定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开辟了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使全国人民迅速脱贫致富奔小康，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带来了光明的前景。1989年他退休后仍心系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1992年初，已88岁高龄的邓小平在前往南方的视察中，针对左的思想抬头、姓资姓社的争论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及腐败等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发出了 “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④等许多振聋发聩的声音和高瞻远瞩的英明论断。一石击起千层浪，全国人民都为之振奋，迎来了思想解放的又一个春天，掀起改革开放又一个大潮。历史充分证明，邓小平的这次南方视察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提出了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现实和长远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这是邓小平一生经验和智慧之集大成，是他披肝沥胆、沤心沥血留给祖国大地的宝贵精神财富，成为了回荡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千古绝唱。

　　邓小平对人民高度负责，还表现在他敢于承认和纠正工作中的失误。1984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谈到自己经历时说：“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情况下取得的。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1956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我参加共产党几十年了……这期间做了不少好事，也做了一些错事。”⑤1991年1月，他退休后到上海视察时对改革开放之初设立的经济特区作反思说：“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从这些谈话中表明，他无论任何时候对别人还是自己的成绩和错误，都保持清醒的认识和公正的评价，并能主动坦然地承认自己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及缺点和错误，深刻反思失误的原因，真诚地表达内心的自责和歉意。这足以说明邓小平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严于律已人，一个能够接受批评和自批评的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敢于认错，知错能改，就是大善大德。只有具备这种高尚品质的人，才能真正做到对人民事业的高度负责。

　　四、大爱真情，一切成绩归功于人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是1981年邓小平在中央编印他思想文集时题写的序言，这清楚地表明了人民观是他思想文集中的主体，人民就是他深情爱戴的母亲。邓小平对人民的爱表现在他对人民的尊重和崇敬，相信人民群众有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是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力量源泉。1954年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针对党内出现的骄傲自满情绪，发表了《骄傲自满是团结的大敌》的讲话，深刻地指出：“一个人不管负什么责任，在革命事业中只不过是一个螺丝钉。我们获得的成绩绝不能看作是一个人的，而是多数同志努力的结果，上有中央和上级，下有广大的干部和人民群众，还有同级，还有左邻右舍。我们绝不能贪天之功，将上级的正确领导，其他同志，其他各方面努力，统统算在自己的身上。”⑥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开创者，是党和人民公认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但他从未把这一功劳视为已有，曾多次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上反复强调，这应当归功于党的集体智慧，归功于人民群众的创造发明。1988年9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已经显现，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谈话时，对中国近十年的成功作了清楚的说明：“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⑦1992年党中央在准备的十四大报告中，充分肯定了邓小平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的历史功绩，邓小平读了送审稿后说了这样一段话：“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的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外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 “如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 “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⑧1985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美国《时代》杂志编辑普拉格问邓小平：我想问一个关于你个人的问题。在你漫长的革命经历中，你多次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和方向。如果今后你不在了，你希望人民如何来怀念你？邓小平回答说：“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党的这些政策也是由集体制定的。”⑨通过上述这些问答，我们便能深刻领悟到，邓小平在功绩问题上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一方面，把个人作用同集体领导紧密联系起来，肯定集体领导的作用，个人只是集体中的一分子，不贪集体之功。另一方面，他又把个人的作用同群众智慧紧密联系起来，肯定群众的作用，个人只是把群众的经验加以概括和推广，不贪群众之功。不贪功，在邓小平心里已经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讲风格的道德要求，而是把它作为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讲团结，顾大局，维护整体利益的政治要求。

　　综上所述，邓小平一生之所以能够改变中国，影响世界，成为深受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爱戴的领袖，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尊敬颂扬的一代伟人，正是因为他在坎坷曲折的命运中，始终坚持了人民观，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发展的伟大事业中作出了杰出贡献，表现出了他特有的品质风范和人格魅力。因此，他是一座永远值得人们学习和敬仰的精神丰碑。

　　（作者单位：中共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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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①《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一卷，第217页。

　　②《邓小平自述》，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第72页

　　③《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一卷，第121页。

　　④《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三卷，第371页。

　　⑤《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三卷，第271页。

　　⑥《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一卷，第203页。

　　⑦《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三卷，第272页。

　　⑧《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三卷，第382页。

　　⑨《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三卷，第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