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泸顺起义的独特历史地位

宋  键

　　【内容提要】1926年12月至1927年5月，为配合北伐、分化川军军阀，中共四川组织领导举行的泸顺起义不仅是让中共四川组织领导力、战斗力得到极大提升的重大革命实践，也是人民军队创建前最重要的准备和探索，还是中共工作中心从工农运动向军事运动转移的必要环节，成为了党从大革命向土地革命战争过渡时的重大历史事件。

　　【关键词】泸顺起义  中国共产党  历史地位  启示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人民军队的序幕。在这大幕豁然拉开之前，中共在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背景下，已悄然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和奠基工作。其时，党在主观上虽暂无独立领导革命战争之深刻认识，但大革命失败后接连举行的武装起义和人民军队建设，其坚实基础却肇始于此。1926年12月至1927年5月举行的，由杨闇公、刘伯承、朱德、吴玉章等四川共产党人领导和组织的泸（州）顺（庆）起义就是这样一次极为重要的军事实践。在纪念建军90周年之际，深入探究泸顺起义的历史地位，对追思革命先驱不世之功勋、回顾军队筚路蓝缕之创建、加强新时期党和军队建设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泸顺起义是一次极大提升中共四川组织的领导力、战斗力的重大革命实践

　　四川是全国最早建立共产主义党、团组织的地区之一。撇开迷雾缭绕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所提到的1920年3月四川重庆地区即已建立的“共产主义组织”不说，1922年至1924年，四川成都、泸州、重庆、内江等地已然相继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各地也有不少中共党员在进行革命活动。然而，大革命失败前，中共中央始终没有在党员发展和党组织活动均有不俗表现的四川地区设立区委（省委），就连代行区委职权的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也是迟至1926年2月底才建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共中央如此审慎的决定呢？原来是四川早期党、团组织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不团结、不和谐的因素让中共中央有所顾虑，从而很大程度局限了四川党、团组织的发展，迟滞了党、团省级组织的建立。

　　在成都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过程中，尽管同为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个性都异常强势的王右木和童庸生两位同志却龃龉暗生，后公开交恶，最终发展至相互攻讦。在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后，身为书记的童庸生就与团的指导者王右木发生尖锐矛盾，不久退出成都团组织，离开成都，转赴重庆再筹建青年团。童出走后，王右木和继任者蒋雪邨仍是无法相处融洽，王指斥蒋受童流毒，死气沉沉，存心不良，蒋无奈只得托病辞职，最后王右木以超龄之身自任书记，却颇受其他团员诟病，“饱受内部攻击或工作上掣肘”。重庆团组织最先由上海返川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唐伯焜、周钦岳创建，却一直没有得到团中央批准，后在童庸生的努力下得到团中央认可，结果唐、周、童之间经常是各唱各的调，表现出严重的不团结。中央不得不先后派出恽代英、萧楚女赴成都和重庆进行居中调和与整顿。在首个省级党组织——中共重庆地委筹建过程中，留法勤工俭学后回川工作的老党员杨洵，因与童庸生合作不愉快，一气之下于1925年12月底直接致信中共中央告状，并反映说重庆党、团组织存在“指导非人”、“团体个人化”、“乱闹学潮”等问题。中央接信后忧心忡忡，认为“重庆显然有两派的现象”。这段节外生枝的是非，虽经杨闇公、童庸生竭力补救，先是赴上海向中央当面汇报解释，后是召开卓有成效的批评会冰释前嫌，把负面影响降至最低，但仍给中央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在我们党中四川同志之有能力者虽属不少，然大部在外省工作。从前因为四川偏远，故少派人去且缺少指导，以致川中同志虽不少富有活动能力，刻苦奋斗、忠实敢为的分子，因受党的训练甚少，故往往在一切工作的进行上，在同志的相互关系中，尚不能防止个人主义的倾向，不能脱尽封建社会的积习，感情用事互相忌刻之事遂常发现。过去有所谓‘留法派’与‘非留法派’之名，现在有所谓熊、张之影响。” 中共四川组织在地委书记杨闇公等的领导下，知耻而后勇，主动争取、精心组织并全力领导了泸顺起义，将四川早期党、团组织不团结的消极形象荡洗殆尽。通过这次起义，中共四川组织推动革命运动向前发展的领导力、战斗力得到大大提升。

　　起义之前，甫即成立的中共重庆地委即着手开展军事运动，并取得相当成效。杨闇公、吴玉章在参加国民党二大回川后，即以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名义，从事川军部队易帜倒戈的工作，以减轻国民革命压力，发展革命力量。1926年4月，地委利用吴玉章、刘伯承在川军中的威望，直接与驻军重庆的思想较为进步的师长向时俊、郭勋祺等接触，并派出邓作楷、曾净吾等共产党员，去泸州袁品文部和驻渝黔军袁祖铭部开展工作。6月，地委又派吴玉章、童庸生、何绍先、潘崇阶分别去顺庆、泸州、合川川军中搞兵运，并在部队中把一些进步军官发展为中共党员。到7月，秦汉三旅、黄慕颜旅均建立有党的支部，党影响的倾向革命的部队发展到三个师又五个旅。同时，全川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均已广泛开展起来，四川革命已有相当的群众基础。

　　在起义的准备阶段，重庆地委进行了周密的筹备和全面部署。1926年8月，地委派党员将四川各系军阀进行了细致调查，并写成《四川各派军阀的动态》《四川军事报告》两个书面报告，详尽分析了四川军阀各派系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倾向，以及中共在各部队的工作基础等，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依据。8月和9月，地委先后派吴玉章、刘伯承和童庸生赴上海当面向中共中央汇报，并主动请命在川中“扶起朱德、刘伯承同志，造成一系列军队”，还递交了在顺庆、泸州、合川发动武装起义的初步方案。得到中央批准后，地委于9月下旬召集黄慕颜、秦汉三等相关进步将领密谋起义事宜。10月，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党部军事特派员名义回川策划军事运动。11月，重庆地委为加强对起义的领导，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杨闇公、刘伯承、朱德组成的军委会，杨闇公任书记，并多次开会研究，制定起义的具体计划。此后，地委先后派遣30多名党员到顺庆、合川、泸州、涪陵、彭县、崇庆等地开展党的工作以发动或配合起义。同时，杨闇公还以国民党临时省党部成立“国民革命军北伐四川国民后援会”，发布告四川全体将士书，造成强大政治声势，敦促川军参加革命。在刘伯承、杨闇公赴合川做好起义前的最后部署后，重庆地委以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名义于11月底在重庆隆重召开“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并通过大会宣言，刘、杨在大会上作热情洋溢的军事报告与军事报告，为即将爆发的泸顺起义造势。

　　泸州、顺庆相继起义后，重庆地委迅速派刘伯承去合川率黄慕颜部起义并开赴顺庆，同时派陈达三率政工人员去泸州督促起义军北上，准备合兵。为争取武汉国民政府的支持，地委于12月中旬派李嘉仲到武汉，通过吴玉章为起义军向国民政府争取国民革命军番号，并获得军费10万大洋，同时向中共中央汇报了起义经过详情。顺庆失利后，起义总指挥刘伯承赶赴泸州，展开卓有成效的整顿，领导泸州军民坚守孤城达四个月之久。

　　为配合和策应泸顺起义，中共四川组织还派人在各地领导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农村武装斗争。1927年1月，涪陵共产党员李蔚如率农军6000余人围攻南川县城，蜀中震动；2月，中共荣县特支以农民协会为主、以五宝镇为中心，领导民团武装抗捐，宜宾党组织负责人郑佑之率农民武装2000余人前往支援，会合后成立川南农民自卫军指挥部。3月，川西郫县爆发了农民自卫军抗捐事件，武装围城48天。4月，在共产党员、农运讲习所学员石兆祥的领导下，高桥农会组织蒲江、眉山、彭山、邛崃、名山等县32个乡镇近万农民开展打土豪、抗捐抗粮斗争，土豪劣绅销声匿迹，官府团丁束手无策。此起彼伏的农民武装斗争有效牵制了四川军阀的反动武装，与泸顺起义鼓桴相应，互为犄角之势，极大地声援和激励了起义部队。

　　泸顺起义虽然最终被残酷镇压，但通过这次起义的谋划、筹备和组织，中共四川组织的领导力、战斗力得到了极大提升，一扫之前不团结的阴霾。中共中央对四川党的组织和党员所表现出的敢于担当、勇于作为、精于谋划非常满意，高度肯定“川省现时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为有别省所不及者” 。因此，尽管三三一惨案后，杨闇公、冉钧、陈达三等中共四川组织领导人惨遭杀害，重庆党、团地委和各地党组织被破坏殆尽，全川党、团员人数由400余人锐减至几十人，但中共中央在泸顺起义中看到了中共四川组织生机勃勃的革命张力。1927年5月22日，中央作出在四川建立临时省委的决定，6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派傅烈入川担任临时省委书记，恢复重建并发展党的组织。8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建立。9月，四川省委正式建立。自此，四川革命运动又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四川党的组织虽然屡遭反动势力的残酷打击，却不屈不饶地领导全省革命运动向前迅猛发展。

　　二、泸顺起义是中共力图独立掌握武装和争取、改造旧军队的重要尝试和宝贵探索

　　泸（州）顺（庆）起义爆发后，“惊破武人之迷梦，唤醒群众之觉悟，影响川局，关系至巨”。尽管在四川各派军阀的联合绞杀下，顺庆、泸州先后失守，起义部队最终被围堵、分割、收编，但起义从酝酿到组织到爆发，中共全过程领导和组织的这个经历异常难得，为后来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积累了相关经验，并作了一定的干部准备，参与组织、领导泸顺起义的吴玉章、刘伯承、朱德、陈毅等人，都成为了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者。泸顺起义对中共独立掌握武装和争取、改造旧军队的尝试和探索主要是通过共产党员刘伯承领导的泸州整顿实现的。1927年1月中旬，顺庆失守后，起义总指挥刘伯承在万县与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会杨闇公、朱德等紧急磋商，临危受命到泸州统一指挥、整顿起义部队。1月24日，久历行伍的刘伯承进入泸州城后措置裕如，先是派人赴城内各处张贴安民告示——《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布告》，随即安富恤穷，对泸州进行全面整顿。

　　首先，刘伯承在原泸县道署建立总指挥部，统一泸州军政大权，总领泸州全部军、政、财各务。刘伯承总指挥为融洽各路起义军起见，规定每日午后，在道署内集体办公，以协凋各部关系，加强起义队伍团结，共商泸州大事。同时任用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设立精干办事机关，以掌控整个泸州局势。此举成功接管了旧政权，消除了反动分子和国民党右派的干扰和消极影响。为鼓舞全城军民士气，2月中旬，刘伯承在校场坝举行的庆祝起义大会作重要讲话，庄严宣布总指挥部成立，他号召大家团结一心，坚持革命，“决不挂羊头卖狗肉”，同时要求起义部队“要搞三民主义，不能不要‘民生主义’，而搞二民主义”，即要密切关注民生。为克服财政困难，总指挥部令县署及征收局垫支21万元作起义部队的伙食军饷，并运用政权力量改革税收、财政机构，废除苛捐杂税，在部队内部实行合理分配和财政公开，每月公布开销账目，同时鼓励人民积极生产，开展贸易活动，恢复经济。在“四野萧萧风雨急，中原黯黯鬼神愁”的军阀混战的大背景中，刘伯承总指挥全面接管旧政权后的泸州有如一股汩汩流淌的清泉，得到百姓的高度认同和竭力维护，这是泸州在旧军阀四面围城强攻下仍能坚守四十余天的最根本原因。

　　其次，总指挥部把加强政治工作，向起义官兵灌输革命精神作为改造旧部队的根本途经。鉴于对旧军队各种弊病的深刻认识和加紧改造起义部队的需要，刘伯承入城后在起义军各部迅速设立政治部或党代表，各团设政治指导员，绝大多数由共产党员或左派进步人士担任。总指挥部明确规定，部队对上对下的公文，须经政工人员共同签署，方为有效。各团指导员负责向官兵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部队阅读和学习进步书刊，并经常举行纪念活动，宣传国民革命，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为加紧培训基层官佐和革命骨干，总指挥部开办了“泸纳军团联合军事政治学校”和“泸县国民师范”，由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担任教员，以提高部队军官政治和军事素养。刘伯承还亲自监督部队开展政治工作，到各驻地检阅部队，向官兵讲解革命理论，督促军事训练。

　　第三，总指挥部大力加强起义军的纪律整顿和教育，时时以刘伯承总指挥竭诚革命、刻苦工作的精神和模范行动教育起义部众。为维持泸州治安，建立革命秩序，维护市民的正常生活，刘伯承总指挥委共产党员张子良任警察局长，专门负责泸州城的社会治安，还亲自处治不法分子，借以整肃军纪。身为总指挥的刘伯承经常身穿朴素制服，拄着木手杖（因腿部受过重伤），到城内各处察看，了解情况，既不骑马、坐轿，也不带卫兵。总指挥的平易近人与和蔼可亲，在起义军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在刘伯承的亲身示范下，起义部队的高级军官纷纷一改外出开会骑马、坐轿的习惯，清一色的步行，起义革命军展现出崭新面貌。

　　刘伯承到泸视事后，迅速使混乱的泸州城面貌气象一新，革命泸州声威远播，川中各界瞩目关注，附近州县不少有志青年纷至沓来，慕名投奔革命军。轰轰烈烈的起义最终虽遭反动军阀镇压，但共产党员领导整顿后的泸州在军阀混战、赤地千里的西南地区犹如白玉映沙，起义军振作的精神面貌、缜密的政治工作、严明的部队纪律若惊鸿一瞥，让众多切身感受到部队起义前后积极变化的军民，看到了泸州乃至四川未来的希望和中国革命的前途。7月中旬，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在汉口召集朱德、吴玉章、刘伯承、黄慕颜及部分参加泸顺起义的四川革命将士，研究泸顺起义军的善后工作，并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泸顺起义的经验教训。会后，在泸顺起义中得到严峻考验和实战锻炼的重要将领朱德、吴玉章、刘伯承、陈毅等紧急赶赴南昌，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掀起了一场更加猛烈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的疾风暴雨。

　　三、泸顺起义是中共工作重心从工农运动向武装斗争转移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与必然实践

　　创立初期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没有武力、没有地盘的弱小政党，主要依靠一帮激情澎湃的知识分子，以组织宣传主义和动员群众运动为中心工作。起初中共热衷的是政党政治，并未深刻认识到北洋军阀政权的推翻，必须靠革命军队进行革命战争方可实现，只是幻想通过发动并组织广大的民众，或召开有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团体参加的“国民会议”，直接行使国家中央政府权力，实行所谓和平政变；或“立起战争”，实行全民暴动，强制政权易手来推翻“军人政府”。因此，党将工作重心放在动员民众上，在城市以发动工人运动为轴心，在农村以组织农民运动为重点。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虽展示了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气势如虹的阶级伟力，但最终大都只能取得部分经济诉求得到满足的局部胜利；各地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以势不可挡的态势昭示了农民作为工人阶级天然同盟军不可小觑的雄厚力量，可在封建势力特别是反动军阀的镇压下实际成效也屈指可数。声势浩大的工农运动，始终无法给异常强大的反革命势力以致命打击。这主要是因为中共领导和掌握的工农自卫武装（即工人纠察队和农军民团），缺乏正规的军事训练，没有严密的指挥和组织系统，补给能力严重不足，作战装备异常低劣，根本无法与反革命力量手中掌握的反动武装部队进行两军对垒式的生死搏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中共的视野和中心工作不得不逐步转向军事运动和军事工作。

　　1924年11月，中共首个军事工作领导机构——中共广东区委军事工作委员会建立。1925年10月，中共四届二中扩大会议决定设立“军事运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央军事部”，会议强调“中央之下应有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及军事运动委员会，他们都应经常的执行自己的工作。”日益重视军事运动的中共抓住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创办黄埔军校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大力培植自己的军事骨干力量，开始了掌握和影响革命军队的探索。一方面，中共中央派出大批党内精英参与黄埔军校创建、思想政治、军事教学等工作，并在黄埔军校建立共产党的特别支部，以加强党对革命武装的影响。另一方面，“借鸡生蛋”培养自己的军事骨干力量，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迅速选派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报考黄埔军校。专门军事机构的设立和军事骨干力量的培养，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独立掌握革命武装奠定了一定的组织基础。

　　北伐过程中，国共合作中的国民党右派势力迅猛发展。中共发现这个渐行渐远的亲密盟友越发难以相处了，他们始终在严密防范中共想通过加强部队政治工作来改造国民革命军的意图，并不断制造事端以阻止中共获得对北伐部队的直接军事指挥权。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已经昭示国民党右派随时都有可能与国民革命的宗旨背道而驰了。1926年7月，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建党后首个《军事运动决议案》，明确提出“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需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过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同时，此项工作就是使本党获得有条理的准备武装暴动的经验。”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中共对军事运动认识的深入迫切需要一次实践机会来获得独立领导武装暴动的经验，以满足应对国民党右派翻脸后的不时之需。

　　中共深知组建军队是项异常艰难的工程，短期之功难奏立竿见影之效，局限于当时的形势和自己的力量、经费，决定走改造旧军队来变军阀武装为自己的革命武装这样的路径。恰在此时，群众基础扎实、军事运动取得显著成效的中共重庆地委跃跃欲试，主动请缨，让中共中央下定决心在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抢先国民党右派一步，策动部分川内军阀，举行泸顺起义，策应北伐战争。中共中央虽然对重庆地委过于乐观研判四川形势有所保留，但坦言“我们自然很希望川中发生一个左派军队，发生自己的武力，” 希望借此机会“扩大民众的运动”，“插入军中去作政治宣传”，“在旧军队中培种新的力量”， 认为“在军事运动上，我们亦有造成自己的一种局面之可能” ，因而欣然同意重庆地委的请求和起义方案，并从干部、党的经费等各方面对重庆地委领导组织泸顺起义给予大力支持。

　　由此可见，应运而发的泸顺起义实际上中共工作重心由工农运动转移至军事运动后的必然之举，是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宝剑发硎前必不可少的砥砺。

　　综上所述，泸顺起义是大革命时期中共四川组织大大提升领导力和战斗力的重要革命实践，是人民军队创建前最系统的准备和探索，是中共把工作重心从工农运动转向军事运动的必然实践，成为了党史上从大革命向土地革命战争过渡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