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领导下的泸顺起义及其影响

马睿  段雯

　　一、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初步认识中国革命

　　（一）中共三大前后国共合作策略的提出及四川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1.国共合作策略的酝酿及提出。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是由中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所决定的，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反帝、反封建斗争实践的客观需要。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同时又提出，在国民党革命运动中必须保持党的独立性。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指出，“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明确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第一，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第二，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第三，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中国共产党里来。中共三大是在肯定中国工人运动蓬勃兴起的前提下，为进一步密切党员、党的干部与工人群众的联系，扩大与广大农民的巩固联盟，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探索与“革新党派”的中国国民党合作契机的重要事件节点上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还根据新党章选举产生了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中共三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便积极推进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解释为新三民主义。大会选举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为代表的共产党员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会议决定接受中共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

　　2.国共合作基础的巩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中国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健全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成立了工人部、农民部，并在这些部门中担负领导工作。各省的国民党党部也大多以共产党员为骨干进行了改组。经过改组，国民党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及联盟的政党，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

　　（1）革命新局面的形成。国共合作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活动空间，开始走出秘密党的小圈子，在广东、湖南、湖北、上海、南京等地公开或半公开地发展党的组织，从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观念，为中国共产党团结最大多数群众实现自己的民主革命纲领准备了有利的条件。经过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国民革命的影响从南方一隅迅速扩大到中华大地的西部、中部和北部，扩大到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和中小商人中。

　　（2）社会主义青年团四川组织的建立。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逐步传播，革命团体相继建立，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尤其是青年团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学运斗争，为中国共产党造就了一批后备力量，为四川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1922年5月5日至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宣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在团中央的指导下，四川的建团工作迅速展开。王右木根据团的纲领和章程精神，指导组建成立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组织建立后，领导了全川的教育经费独立运动。

　　（3）中共重庆地委的建立。1922年10月10日，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组织成立。青年团组织学生、工人上街游行，散发《宣言》《章程》《纲领》等传单，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宣言，阐述团的宗旨。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青年团在活动开展、组织建设、团员发展等方面也逐渐暴露了一些短板，针对这些情况，1924年9月1日，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任肖楚女为驻川特派员，全权负责清理、整顿四川团组织。18日，肖楚女复函团中央，对整顿重庆地方团提出了建议。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委员会改组。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统一领导各个团体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社会问题，开展革命活动。在整顿团的基础上，在团员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同年6月，中共中央派遣共产党员吴季蟠、黄知风等到南充开展工作，发展了任白戈等进步青年入团，并逐步建立了团支部。10月，正式成立了中共川北支部。1925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在四川建立统一党组织的指示，吴玉章、杨闇公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的基础上将部分旅欧、留苏，以及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地读书、工作的共产党员联络起来，在重庆中法学校秘密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组织的领导机构，称为“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1926年2月，中共中央指示：为适应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发展的形势，由杨闇公负责在“中共重庆执行委员会”的基础上改组和成立“中共四川地方执行委员会”，要求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秘密配合。同年3月初，中共重庆地委扩大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改组指示，改组工作正式展开。“中共四川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四川建党工作的完成，从此，四川的革命运动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在中共四川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各级党、团组织率领当地人民掀起了反帝反封建军阀民主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和四川的民主革命运动的新局面。

　　（二）中共四大的召开对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提出新的见解

　　在党内合作的形式下，年轻的共产党人要处理好与同盟者的关系，保持无产阶级领导权，是相当困难的。随着国共合作的深化和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在领导权问题上，工农运动发展以后产生的“如何对待农民”“建立人民军队”“独立自主地领导武装革命斗争”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一系列革命斗争实践后，都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为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保持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理论基础。

　　1.中共四大的召开对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提出新的见解和认识。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一是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段的状况及其在民主革命中的态度；《对于职工运动之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唯一的指导者。二是大会第一次提出了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问题。《对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指出了农民在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尤其是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三是强调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对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规定了整顿宣传工作的12条具体办法。《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要求加强党的组织，强调这是关系到党的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问题”。中共四大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的看法，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对建立工农联盟的主张，以及对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规定，表明党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2.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

　　（1）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中共四大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但中国共产党当时还不懂得领导权要在同资产阶级争夺中才能实现，认为它当然地属于无产阶级，这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2）初步认识到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中共四大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原理，指出了农民在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农业经济基础虽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而崩溃，然后占有人口80%的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是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特别重要。“由原始的、自然的农民反抗之可能而引之入自觉组织的经济和政治争斗，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但党内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以及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必要性上出现了不同观点。

　　（3）将资产阶级初步区分为两部分，初步认识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中共四大明确将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大商买办阶级和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两部分。前者勾结资本帝国主义，压迫农工贫民，完全是帝国主义之工具；后者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的转变过程中，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这一认识实际上是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对正确地分清敌友存在时代的局限看法。

　　（4）初步把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区别，提出对革命前途的新设想。在对革命对象、任务、动力和领导等问题的认识取得进展的基础上，中共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问题作出了初步探索。虽然还没有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但已开始从时代条件、革命对象、动力、领导、斗争目标等根本问题上初步把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以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了区别。

　　二、党的指导思想在四川的实践

　　（一）中共重庆地委对四川革命斗争的战略设想

　　四川雄踞长江上游，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当时驻扎川内的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田颂尧等军阀投靠北洋军阀，在直、皖两系之间徘徊。如果他们继续趋炎附势吴佩孚，率兵顺江而下，将给北伐军造成极大地困难；如果他们倒戈易帜与北伐军配合，则将加速北伐战争在长江流域的胜利。因此，中共重庆地委自成立之日起，就特别关注军事工作。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吴玉章在会上报告国民党四川省党务时强调了四川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性，他在《四川临时省党部党务报告》《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省区党务报告》中，对四川的政治状况、商人状况、工人状况、农民状况、知识阶级的状况，青年状况和党务状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指出“四川目前正处于地主阶级的封建军阀专政时代”。四川的政党分为：以前清末举人进士和各地绅士为代表的进步党；以革命党人为代表的共和党和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四川的军阀也分为三派：一为武备系，二为速成系，三为保定系，军队编制与人数为三十五师，二十九混成旅，十九独立旅，十四司令，两统领，总人数约为五十万人以上。《报告》特别提醒国民党中央应尤其注意四川问题：“四川居长江的上游，人口有七千万，地大特博，实居南北最重要的地位。现在北方军阀正在内溃的时候，我们革命军要往北展，要同西北革命军联合，四川实为一大关键。”根据吴玉章的报告和形势发展的要求，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特别会议。会议决定，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各方面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党必须加紧进行北伐战争将会经过的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地的群众工作，特别要注意组织和发动农民群众，以便接应北伐军，积极支持和参加北伐战争。中共中央负责人明确指示杨闇公:为了配合北伐，四川党组织要对四川军阀采取“前面顶，后面拖”的办法，策动倾向革命的川军起义，顶住四川军阀出川支援吴佩孚；同时利用军阀间的矛盾，使其互相拖住，以配合北伐战争。这一设想虽然还没有具体计划，但却是从整个国民革命向北发展的战略目标以及四川的重要战略位置上考虑的。 4月，中共重庆地委利用旧一军系（熊克武、但懋辛领导的川军一军系）的关系和吴玉章、刘伯承在川军中的威望，直接与驻渝的思想左倾的师长向时俊、郭勋祺等频繁接触，并陆续派党员邓作楷、曾净吾等去泸州袁品文部和驻渝黔军袁祖铭部等处工作，动员他们向革命输诚。

　　（二）中共中央的部署

　　1926年7月12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研究党在北伐中的任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军事问题的文件《军事运动决议案》。它第一次正式用决议的方式提醒全党重视军事问题，成为党领导军事斗争的一个重要标志。文件的出台对于四川军事运动，尤其对即将爆发的泸顺起义有极大地指导作用。会议回顾了从1925年9月第二次扩大会议以来全国的政治形势，明确提出广州3月20日事变、国民党中央5月15日会议等，都是一贯的对共产党的进攻，是和帝国主义军阀反赤运动相呼应的。会议把过去视为国民党中派甚至左派的蒋介石和戴季陶一起划为新右派的代表，进而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任务。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在如何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上，会议未能作出正确的回答。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会议虽然指出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但对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仍估计偏高，强调“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必限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在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上，虽然提出要防止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但仍片面强调对资产阶级联合的一面，害怕斗争会吓跑资产阶级，会“使革命运动流产”。关于北伐战争的问题，会议没有看到革命阵线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集中于争夺对北伐战争的领导权方面，仍把工作重点放在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上，再次失去了挽救国共合作失败的宝贵机会。

　　尽管会议通过的《军事运动决案》，仅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有“参加”一些工作，只是“进行相当的政治宣传”，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而没有认识到党应当直接掌握军队，实现建立政权的任务；但《决案》对斗争形势的分析、军队政治宣传工作、军队党组织建设等的分析和安排十分可贵。7月中旬，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因杨森向广州国民政府表示要参加国民革命军，请求派人去该部工作一事，在上海会晤了朱德，因为中共中央曾设想在万县打开一个开展军事运动的突破口，用和平的方式拉出一支部队来。朱德提出：用国民党员和滇军同僚的身份，去杨森部工作。中共中央同意此意见，拟用广州国民政府的名义，委任朱德去杨森部做党代表和政治工作。 7月下旬，吴玉章、刘伯承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四川军阀的新动向和军事工作情况，并提出组织部分川军起义，建立一支左派武装的初步计划。当时的设想是：如果在四川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或策动一部分四川军队起义，就可以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参加国民革命。必要时，也可带领起义军会师武汉；或前往川陕鄂边，北出西安，接应冯玉祥的国民军，配合北伐。

　　（三）四川党组织带领人民开展的具体斗争实践

　　1926年7月以后，中共重庆地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北伐战争的进展，迅速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军事运动方面，杨闇公、吴玉章、刘伯承、童庸生等全力投入工作。

　　中共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在省内的建立与发展。为配合国民革命，中共重庆地委利用国共合作的契机迅速发展各方面的工作。党的组织分布在“泸州、綦江、顺庆（今南充）、成都”等地，党员人数从1926年2月的19人发展到8月的130人，为全国“发展最快者”之一。工人运动的广泛开展。全省五万多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以成都、重庆为中心，开展罢工，游行示威等斗争，争取政治权力，改善物质待遇。1926年10月，成都市工会在国民党左派市党部（时任国民党市党部的负责人和组成人员主要为共产党员）的领导下成立，42个行业工会的代表245人参会。农民运动的快速发展。到1926年6月，全省建立县农会1个，区老会16个，乡农会63个，有会员6000多人。学生运动发展十分迅速。1926年4月，全省第一次学生代表会议召开后，川东、川西、川南等地区学联都加入了四川学生联合会，有55个县相继成立了县学联。军事运动的深入开展。1926年7月，地委对川军的策动工作已逐步取得成效。中共所掌握的武器有赖心辉系秦汉三旅，邓锡侯系黄慕颜部近五千支枪，两部中均建有共产党的组织；党“可以影响的”倾向革命的部队有三个师五个旅。共产党员李蔚如在涪陵组织了一千多人的团防武器，旷继勋在彭县、崇宁掌握了部分江防部队。在顺庆、泸州等地，党的军事工作和其他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同年8月3日，中共重庆地委向中共中央呈送了两个报告，一是《四川各派军阀的动态》准确地陈述了四川政局出现的一种“混沌的局势”，把1926年7月以前吴玉章、杨闇公、童庸生等在顺庆、泸州、合川等地从事军运中所了解的四川各派军阀动态和军事工作情况作了详细的书面报告，以便让中央了解更多的情况，作出正确地指示。重庆地委还随信附了一份《四川军阀调查表》（又名《四川军事调查》）详细报告了刘湘、刘文辉等部队情况。这是党中央部署方略的重要依据，也是发动泸顺起义的重要情报。中共重庆地委在分析军事运动现状和发展可能性后，萌生了在川中“扶起朱德、刘伯承同志，造成一系列军队”的战略设想，并初步拟定在顺庆、泸州、合川发动军事起义的方案，采取一方面取得广州国民政府名义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利用川军派系矛盾，加紧分化瓦解各派军阀。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四川的工作，8月23日，发出了《中央致重庆信——对四川军阀之态度及工作方针》，对四川的军运工作提出了六条方针，揭露了四川各派军阀“随各个人当时之利害关系朝合夕变”的本质和政治投机性；提出“我们自然很希望在川中发生了一个左派军队，发生自己的武力，但这不是勉强能够速成的”明确地告知中共重庆地委，必须积极而谨慎地进行这一工作。 中共中央的指示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同时结合四川实际情况而作出的，对于开展四川军事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泸顺起义的爆发及其重要影响

　　（一）泸顺起义的筹备与起事

　　1926年9月，地委加紧部署起义和完成各项准备工作。9月上旬，地委派出地委委员童庸生专程赶赴上海；10日，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四川形势，我党和国民党左派的组织状况、群众团体中左、右派力量的对比以及我党掌握和影响所及的川军实力，武装准备情况和具体方案。中共中央对川中军事工作的情况了解更深入、更全面，并作出了《中共中央听童（庸生）同志报告后的结论》，原则上同意了重庆地委组织武装起义的设想和初步方案，针对派人加强军运工作，组织左倾军队配合起义和应当注意的问题，以及援助饷械、增加经费等事项作了具体决定。9月28日，地委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和具体指示，加紧推进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杨闇公以“国民党四川临时省党部”的名义，在重庆秘密召开了“革命军事会议。”秘密参加会议的有一批川军中层将领黄慕颜、秦汉三等政治态度倾向革命的师、旅长共十二个部队的师、旅长或他们的代表。会议提出“响应北伐，会师武汉”的口号，并单独留下顺庆、合川、泸州的五个部分的代表，布置起义事宜，决定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刘伯承任总指挥，黄慕颜任副指挥，暂定一至五路部队序列，会后即令各部着手准备，待命行动。正当北伐军挺进武汉时，四川军阀杨森派四个师出川侧击武汉，对北伐军造成了严重威胁。10月15日，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了执、监委员和各省党部代表会议，共产党人毛泽东、林伯渠、恽代英、吴玉章等出席了会议。吴玉章根据中共中央的意图和四川、陕西军事工作的需要，建议派刘伯承回四川筹划军事。会议决定授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党部军事特派员名义，回川负责策划军事运动。欧阳钦、陈毅也分别由中共中央、中央北方区委派到了四川协助工作。11月中旬，杨闇公、朱德、刘伯承在重庆开紧急会议，根据党中央意图成立了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经多次研究，军委会决定：首先争取驻防顺庆、合川的黄慕颜、秦汉三、杜柏乾三部起义，在川北站住脚跟；；随即发动泸州的两个旅起义，以相策应。然后把泸州起义部队拉到川北汇合，扩编为五师、一军。如果能在四川立足，就在川北建立根据地，以刘伯承为军长，创建由中国共产党实际领导的武装。再根据情况，或进军川陕边境，策应武汉；或北进西安，与西北国民革命军会合。为了取得国民党左派的支持，部队建制归于国民革命军。会后，中共重庆地委先后派遣30多名党员到顺庆、合川、泸州、涪陵、彭县、崇庆等预定起义和配合的地区，布置党的地下工作以相配合。同时，加紧分化瓦解川军部队。在万县，朱德带领数十名政工人员加紧做杨森部的策动和改造工作，试图拉出一支部队作为一个方面的突破。11月中旬，刘伯承、杨闇公前往合川，检查起义的准备情况并作暴动前的最后部署，另派同志与顺庆和泸州两地加紧联系。11月25日，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在重庆召开了“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从政治上造成强大声势，配合即将爆发的起义。当时，四川军阀刘湘、赖心辉、邓锡侯等人，因惧怕“省外革命潮流之高潮”，波及四川需“翦除其部下之左派分子”而制订了一个扑灭起义的“宰割计划”。重庆地委在获悉这一重要情报后，认真分析形势，决定主动出击，在顺庆、合川、泸州三地举行暴动，以革命的武装反击反革命武装，一场声势浩大的武装大起义即将拉开帷幕。

　　（二）泸顺起义的重要影响

　　1926年12月1日、3日，泸州、顺庆起义比原计划相继提前爆发，成立了国民革命军川军第一、二、三、四、五路，由黄慕颜、秦汉三、杜柏乾、陈兰亭、袁品文任司令；后又组建第三路，由皮光泽任司令。各路兵力总计一万二千余人，由刘伯承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黄慕颜为副军长，这次起义从1926年12月1日开始，到1927年5月23日泸州突围，坚持了近半年之久。在四川军阀的围攻下，起义最终失败。但在当时却起到了“惊破武人之迷梦，唤醒群众之觉悟，影响川局，关系至巨。”1927年7月中旬，周恩来在汉口召集朱德、吴玉章、刘伯承、黄慕颜等人开会，讨论泸顺起义军的善后问题，总结经验教训。随后，泸顺起义的领导人朱德、吴玉章、刘伯承等转赴江西，参加领导南昌起义，走上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革命军队的新道路。

　　1.正确认识泸顺起义。泸顺起义是以国民政府名义发动的，由中共中央、中共重庆地委实际组织领导的，由共产党员任主要指挥者的一次武装起义，是以杨闇公、吴玉章、刘伯承、朱德等共产党人为改造旧军队，创建新型的，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左派军队”的一次大胆尝试。它是北伐战争的需要，是反帝反封建的需要。1926年底到1927年初，蒋介石集团和帝国主义、大买办阶级、封建军阀的勾结日益紧密，其反革命活动日益猖獗和公开化。蒋介石制造了一系列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流血事件，直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正是在这个革命逆流来袭，革命处于日益危急的关心。中共联合国民党左派人士发动了泸顺起义，它是中共领导人民挽救革命，回击反革命逆流的奋力一击。从反动军阀中杀出一支革命的军队，给予了四川军阀以沉重的打击，对保卫武汉革命政权，配合北伐军消灭吴佩孚、孙传芳主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2.泸顺起义的重要意义。（1）四川的中共党组织在开展军事运动中进行了带示范性的有益探索。四川党组织在大革命中进行的活动，包括军事运动，都是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进行的，但又能根据四川的实际情况来贯彻，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开展以泸顺起义为代表的军事运动。中共重庆地委反复调查、分析、研究了争取四川军阀易帜的重要性、可能性，下功夫从各方面开展了策反工作，直到发动泸顺起义，把军阀部队改造成了国民革命军。这次由党实际领导的分化瓦解军阀部队的大规模军事起义，是共产党人力图独立掌握武装的一次勇敢尝试，是幼年期的中国共产党及四川组织从自身实际出发的勇敢探索，虽然还谈不上独立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妥善地解决中国和四川革命面临的理论、实践问题，但毕竟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为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武装，“拉出一支自己的队伍”独立自主开展武装斗争留下了借鉴和启迪。

　　（2）泸顺起义吹响了四川武装斗争的“集结号”。中共通过国民党莲花池党部向川中各军派出了一批政治工作人员，他们在军队中宣传革命理论，启发官兵觉悟，在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秘密党组织，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到土地革命时期，四川爆发了多次农暴、军运、学运斗争，特别是红军长征入川前后，四川党组织和隐蔽下来的党员，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气和智慧，迎接红军入川并帮助红军在四川渡过了一系列危机，取得了长征的胜利。中共也通过一系列斗争实践认识到“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革命特点。泸顺起义是伟大实践之一，参加过泸顺起义的朱德、吴玉章、刘伯承等人又与周恩来、叶挺、贺龙等一起领导了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南昌起义”。泸顺起义实践中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党发动南昌起义以及后来建立人民军队，独立自主地领导武装斗争，有着重要意义。

　　（3）掀起了民众革命运动的高潮。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观点不同，四川由于农业人口众多，四川党组织非常重视农民运动。1927年6月，四川各地乡镇农民协会，比1926年6月增加了五倍以上，农民协会会员增至三万三千多人。1927年春，四川约有农民武装三万多人。农村革命运动的发展使中国共产党在农民中集聚了极大的力量。

　　（4）对党的建设有所发展和创造。一方面，大革命运动期间，省一级党组织——中共重庆地委成立；地市州一级党组织——成都支部、川北支部等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相继成立推动了中央、省委、县（市）委、区委、支部五级党组织架构的搭建逐步建立。为领导一个地区的暴动而专设省级军委——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是中共党史上的先例，对加强起义的领导，统一行动，保障政令畅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5）开展了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宣传工作。早在1927年，萧楚女、杨闇公就联络46个群众团体于11月27日组成抗议“德阳丸”罪行的大会。1925年1月28日，杨闇公、童庸生、罗世文等组织成立了“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向民众宣传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唤起了民众的觉悟。1925年6月，四川党组织在成都、重庆、万县、涪陵、达县、顺庆（今南充）等地，提出“打倒英、日帝国主义！”“实行经济绝交”等口号，向群众宣传“五卅惨案”的真相，引领各界群众参与到全省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1926年9月5日，“九•五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英国帝国主义屠杀万县（人民）告民众书》，号召“民众起来，用自己的力量，使用一切方法，对付这个强盗的英帝国主义。”杨闇公等组织万县各机关、团体、学校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停止残暴行为，道歉和赔偿损失。

　　通过这一系列的宣传和农暴、军运、学运斗争，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北伐情况、四川局势、革命道理以及马克思主义等深入民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