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与泸顺起义

杨  萍

　　为了配合北伐战争，杨闇公、朱德、刘伯承、吴玉章等同志于1926年12月初领导和组织了著名的泸（州）顺（庆）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在四川首次发动的武装革命。也是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策动四川军队进行的第一次军事行动。在泸顺起义中，中共重庆地委推举刘伯承担任起义军各路总指挥，除了看中其军事才能、在川军中的威望，更重要的是刘伯承这个时候已经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刘伯承不负众望，自准备起义开始，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与四川军阀谈判，了解分析四川军事情况，为起义提供可行性报告；起义爆发后他又想方设法巩固和发展胜利果实，恢复社会秩序；起义失败后没有为革命形势所气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为南昌起义积蓄力量。可以说泸顺起义既是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的首秀，也开启了他为党鞠躬尽瘁、奋斗不息的一生。

　　一、经过探索、比较、考察后选择的共产主义信仰，是刘伯承参加和领导泸顺起义的思想前提

　　刘伯承在川军中转战10年有余，为完成自己追求民族解放的夙愿，先后参加了讨袁战争和护法、护国战争。然而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列强欺凌的局面日甚一日。刘伯承富国强兵、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未酬。残酷无情的现实，迫使刘伯承不得不在身心交瘁中检讨过往，探索新的革命道路。

　　1923年末，刘伯承开始对新的革命道路观察、思索、比较和选择。到了1924年春，在经过反复研究和深入思考之后，他开始向共产主义接近。夏末，刘伯承从吴玉章那里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开展革命活动的情形后，当即表示要随吴玉章出川到外地进行考察，接触中国共产党人。秋末，刘伯承和吴玉章等人来到上海。在这里，他看到工人运动的浪潮澎湃，亲自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以后的重大作用，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此时，国共两党的合作已经开始，共产党人给国民党带来了新的生机，广东革命政府日益巩固，革命局面蒸蒸日上，这一切给刘伯承以极大的鼓舞。1925年2月到5月，刘伯承随吴玉章由上海赴北京，见到了赵世炎和四川籍中共党员童庸生等人，详细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经过和活动情况；再南返上海，看到了轰动全国的“五卅”运动。6月下旬，刘伯承又随吴玉章从上海经香港到广州。离川前，杨闇公曾鼓励刘伯承到黄埔军官学校去当教官，发挥军事方面的特长。经吴玉章的引荐，刘伯承见到了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这时适逢省港大罢工爆发，英、法帝国主义出动军队镇压，刘伯承觉得直接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更有意义，于是在7月初毅然返回四川。

　　半年多的考察，让刘伯承大开眼界。他初步认定中国共产党是拯救中国的希望所在，并以新的姿态投入到了四川的革命活动。这时的刘伯承还没有加入共产党，但却坚决遵从党的指示进行工作，协助吴玉章、杨闇公等人整顿四川的国民党组织，与国民党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同时，利用自己在川军中的关系和影响，在军队和政界的中、上层进行活动。在政治斗争的战场上，表现出坚定的革命立场和顽强的斗争精神。

　　1926年1月，参加完国民党二大的四川代表吴玉章、杨闇公先后回到四川，即以国民党（莲花池）临时省党部名义，带领刘伯承等人开始争取和策动川军部队易帜革命的工作，以减轻军阀势力对四川革命运动的压力，发展革命力量，同时也为即将发动的北伐战争作一定的配合。4月后，中共重庆地委即利用朱德、刘伯承等在川军中的威望，直接与驻扎重庆的军阀接触。5月，经杨闇公和吴玉章两人的介绍，刘伯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此，他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并更加积极地投入到革命斗争的洪流中。

　　刘伯承经过探索、比较、探索后选择的共产主义信仰，成为他参加和领导泸顺起义的思想前提，他在起义中的表现也向党证明了他不愧是一位坚贞的共产党员和卓越的无产阶级战士。

　　二、刘伯承在起义前所作的大量调查、准备工作为泸顺起义的成功发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北伐战争揭开了序幕。四川军阀的向背成为北伐战争能否向长江流域胜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北伐战争的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已开始意识到掌握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中共中央在1926年7月中旬召开的第三次扩大执委会议指出：“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力量。” 中共重庆地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北伐战争的进展，迅速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军事运动方面，刘伯承和大家一起全力投入，积极策动四川军阀倒戈易帜，配合北伐进军；同时在军阀军队里开展军事运动。

　　可是这个时候的刘伯承离开川军已经两年多，四川各派军事力量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使刘伯承失去了直接利用原部队关系进行活动的条件。为了调查军界的历史和现状，掌握各派军阀的新动态，刘伯承和吴玉章、童庸生等，利用多种关系，先后到顺庆（今南充）、合川、泸州、万县等地进行调查。一面在上层活动，一面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开展工作。刘伯承在重庆浮图关的住处，成了进步军人经常聚会的场所。他不但对老部下做工作，就是几度兵戎相见的对手，也不念旧恶，多方联络，耐心劝导他们参加国民革命。

　　在中共重庆地委的领导下，刘伯承等对川军的策动工作逐步取得成效。党逐渐掌握了秦汉三旅和黄慕颜部近五千支枪，两部中均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党“可以影响的”倾向革命的部队有三个师五个旅。在顺庆、泸州等地，党的军事工作和其他方面的工作都建立了很好的基础。这也使党对四川军事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1926年8月，中共重庆地委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四川军事调查》和《四川各派军阀的动态》两个报告，详细列举了四川军阀各部队的番号、枪支概数、所占防地，并简略注明了各部队主官的派系渊源、参战经历、政治态度、战斗力以及可能争取等情况。8月上旬，刘伯承和吴玉章在上海，向中共中央负责人详细汇报了四川军事运动的情形。同时，重庆地委也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出建议：“在川中若果我们要扶起朱德、刘伯承，造成一系军队是可能的。” 并提出由刘伯承组织旧部，在泸州、顺庆一带发动武装起义的具体方案。中共中央对此建议十分重视，在回信中指出：“四川工作现在十分可以发展，虽然现时一般军人之左倾是投机的；然而我们却可利用这个机会迅速扩大民众运动，在各方面建立起一些基础” ，中共中央还就派人加强军事运动、组织左倾部队配合起义，和援助饷械等项事宜，作出了具体决定。并且预言：“在军事运动上，我们亦有造成自己的一种局面之可能。”

　　8月中旬，刘伯承随吴玉章从上海到达广州，参与研究北伐军事，为准备起义寻求国民政府的支持。这期间，在北伐胜利的震撼下，四川军阀惊慌不安，纷纷派遣私人代表到广州活动，作出种种革命姿态。实际上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并伺机扩展势力。所以，刘伯承又担负起接洽这些私人代表的工作。9月中旬，刘伯承在广州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特务委员会”名义，主持同四川各军阀代表谈判，利用矛盾，进行工作，并签定了著名的《六条协定》。其内容包括川军将领一致加入国民党，服从党纪；国民政府对川军将领与其他国民革命军一律待遇；川军将领出兵扫除反革命势力，国民政府予以充分援助与接济；川军应一律施行政治训练等内容。《六条协定》标志着四川国民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是革命势力在政治上的一次胜利。然而，刘伯承跟四川军阀打了十多年的交道，对军阀们首鼠两端、见利忘义的反动本质看得十分清楚。他清醒地认识到，谈判只是同反动势力作斗争的一种形式，要促进国民革命军的胜利，必须依靠全体国民，必须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真正革命的武装。

　　刘伯承近半年来为泸顺起义所作的大量的调查和准备工作既团结了四川的进步军人，又确定了军事运动的方针，为共产党人独立领导发动泸顺起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起义中刘伯承的出色指挥才能和勇于牺牲的精神使他成为泸顺起义的中流砥柱

　　1926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意图，吴玉章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提出派刘伯承回川策划军事工作，在四川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或策动一部分四川部队起义，借以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参加国民革命军。必要时带领起义军会师武汉；或拉到川陕鄂边，北去西安，接应冯玉祥军东进，以配合北伐。吴玉章在联席会议上的建议得到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决定给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名义回川全面负责四川军事运动。

　　10月下旬，刘伯承离开广州，取道香港乘海轮到达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广州方面的情形，以及四川军事近况。并请求派人加强共产党在四川的力量，以支援即将发动的武装起义。刘伯承回川向杨闇公、朱德同志传达了党的意图后，即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组成了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决定利用军阀内部矛盾，策动一部分军队举行起义，建立自己的武装，以推动和争取更多的军阀武装易帜倒戈，配合北伐进军。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军委决定策动驻防顺庆和合川的黄慕颜、秦汉三、杜柏乾三个旅和驻防在泸州的袁品文、皮光泽、陈兰亭三个旅举行泸顺起义，由刘伯承任总指挥，组建四川国民党左派军队。

　　11月27日，刘伯承在国民党左派莲花池省党部召开的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军事报告》，对北伐军在各个战场的形势，作了生动的描绘和深刻的分析，根据泸顺起义即将爆发，军事问题极为紧迫的形势，刘伯承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四川军阀队伍的复杂政治背景和专事投机的封建特性，剖析了军阀们的反动本质和目前面临的困境尤其要革命。

　　在刘伯承作《军事报告》的3天之后，即1926年12月1日，泸州起义提前爆发。3日顺庆也爆发起义。消息飞报重庆。刘伯承与杨闇公等人紧急磋商后决定按原计划由刘伯承赴合川，率黄慕颜部起义，然后驰援顺庆，主持和指挥整个起义。9日，刘伯承率合川起义军到达顺庆，随即召开紧急会议，详细了解起义经过，审视整个局势变化，对巩固和发展起义胜利，处理各部队关系，整肃内部纪律、布置民众生活等作了安排。第二天，刘伯承召集起义军7个团另两个营，共7000多人在顺庆果山公园举行誓师大会。会上，刘伯承身穿国民革命军服装，正式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并向起义军官兵讲话，号召各路部队团结一致，拥护和参加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坚持革命到底。同时，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也分别就任第一、二、三路司令。在刘伯承总指挥的主持下，起义军在顺庆设立了总指挥部，采取了坚决的应急措施，使顺庆的混乱局面得到改变，恢复了社会秩序。然而，四川的反动军阀很快向起义军扑来。由于起义的是旧军队，还没有得到改造就遭到围攻，又没有与工农群众运动相结合，因此战斗力差，很快就遭到失败，只有一小部分跟着刘伯承同志到了开江县。

　　按照原定计划，泸州起义部队要迅速开到川北去与顺庆起义部队会合。但起义部队的将领都是些军阀，他们起义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升官发财。这时蒋介石已公开反动，他指示四川军阀一面在重庆布置大屠杀，一面调动军队包围泸州。刘伯承赶到泸州后，建立了总指挥部，整顿起义部队，改组政权机关，调解起义军内部矛盾，积极备战，抵抗了赖心辉等军阀部队的进攻。

　　领导泸顺起义是刘伯承参加共产党以后第一次指挥军事行动，泸州守城战，则是对他最严峻的考验。三三一惨案后，中共重庆地委被完全破坏，莲花池国民党左派党部被彻底摧毁，这时的泸州确实变成了四川革命的中流砥柱。重庆地委的领导重担自然落在刘伯承肩上，莲花池省党部的工作，实际也转到了泸州。刘伯承以国民党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的名义，一面通电讨伐惨案祸首刘湘，一面积极布置守城。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刘伯承审时度势，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友诸方的情况，召集各路司令及营以上指挥官会议，反复讲清利弊，认真进行商议，决定先依托泸州据险防守，等形势发展，再作下一步打算。这时，围城敌军增至28个团，共约7万人，比起义军兵力大10倍。为加强进攻火力，刘湘倾出老本，拿出最新的装备法造路易式大炮、重机枪等，对泸州展开猛烈的进攻。

　　5月上旬，经过吴玉章的一再努力，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刘伯承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15军军长。刘伯承更感责任重大，继续坚守阵地，指挥起义军英勇作战。中共泸州组织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也积极动员和组织群众支援守城。市民们行动起来，帮助运送弹药、物资，收治伤员。运输行业被组织起来，分别成立运输队、担架队、木船队、预备船夫队等。城内各团体携带慰问品分赴各部队医院和前线，热情慰问伤病员和前线官兵，鼓舞泸州军民殊死战斗。全城军民在刘伯承的指挥下，英勇坚持战斗四十余天。

　　当整个形势已经不利，起义军阀酝酿投降出卖的阴谋时，在泸州的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见刘伯承处境危险，一再劝他先行出走。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从龙透关突围离开泸州。

　　刘伯承在起义中表现出来的出色的指挥才能和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不仅是他践行共产主义誓言的实际行动，也使他成为泸顺起义的中流砥柱。

　　四、刘伯承参与和领导的泸顺起义成为了八一南昌起义的先声

　　刘伯承领导泸顺起义半年多，亲历了起义的酝酿、爆发和失败。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力图独立掌握武装的勇敢尝试。刘伯承在起义中的卓越指挥、在起义军中的政治、军事工作等都为他参加之后爆发的南昌起义提供了经验教训。

　　泸顺起义的初衷，本是国共两党的有识之士为牵制四川反动军队、策应北伐、拱卫武汉政府安全而在四川采取的革命性的军事行动，起义领导者希望能够利用军阀内部矛盾，策划一部分军队举行起义，建立自己的武装，达到推动四川军阀武装易帜，配合北伐进军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也希望通过朱德、刘伯承等原在川军中的威望策动川军中的部分军队起义以创建由中国共产党实际领导的武装。虽然最后顺利发动了起义，达到了最初预计的目的，但是没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临时发动起来的军阀旧部很难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中流砥柱。刘伯承等共产党员虽然奋勇当先，表现了对国民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但是在军事上由于党自身力量不够，军队中党员太少，组织还不健全。起义部队素质不好，未能得到很好的改造。这些都是泸顺起义失败的重要因素。

　　泸顺起义之前，军事上中国共产党完全处于配合国民党革命军的地位。虽然在北伐军中有许多党代表，但是直接由中国共产党人掌握的队伍很少。在起义爆发后，刘伯承等领导者为实现党掌握武装的方针进行了艰苦努力。刘伯承在到达泸州后，面对当时的混乱状态，他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在泸州设立总指挥部，将泸州的军、政、财大权，统一于总指挥；并于每日午后，集中各路司令在一起集体办公。这是由党执掌军权的一种尝试，为了保证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刘伯承在泸州起义军内部还初步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各路起义军均设有政治部，各团设政治指导员，营、连设党代表。总指挥部还明确规定，部队上报下发的公文须经政工人员签署方为有效。同时，还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教育；在军队内部，实行初步的民主主义，开始建立新型的内部关系，提倡官兵平等，实行财务公开。此外，还筹办“泸州纳溪军团军事政治学校”，计划培养新军队的建设骨干。这些都是刘伯承在泸顺起义中，为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有益尝试。

　　刘伯承按照党中央和重庆地委最初提出的依托顺庆作为根据地的设想，在泸州被围困期间，曾经考虑率起义军突围，到涪陵和共产党员李蔚如率领的1000多农民武装联合建立一个根据地，和泸州起义军结合造成新的局面。可惜双方多次派人均未联系上。在处境危险、弹尽粮绝、孤城难守的情况下被迫于1927年5月16日先行撤离泸州。临行前，再三嘱咐袁品文等人要继续走革命道路，设法率部队绕道去武汉，尽力保存好革命力量，再图发展。如果起义军在占领城市后，能够利用起义军的优势，全力争取发展，建立根据地，那么革命的局面将是另一番景象了。

　　泸顺起义，是国共合作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帮助国民党组建左派军队的一次重大行动。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坚持战斗167天，为北伐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重庆三三一惨案以后，特别是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的泸州守城战，实际上具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屠杀的性质。泸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却“因此而惊破武人之迷梦，唤醒群众之觉悟，影响川局，关系至巨。功之大小，应不能以成败论也”。同时，泸顺起义所创造的城市暴动方式也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成为八一南昌起义的先声。

　　刘伯承等中国共产党人发动的泸顺起义高举国共合作、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为北伐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之后，它又高举武装讨伐国民党新军阀的旗帜，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它不仅在中国人民武装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拯救了岌岌可危的四川革命形势。刘伯承等共产党人在起义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更成为激励后继四川共产党人奋勇革命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