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邓小平与三线建设战略决策回顾和思考

　　宋  毅  军

　　邓小平是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继毛泽东之后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在纪念他110周年诞辰，纪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和指导实施三线建设战略决策50周年，以及庆祝三线建设研究分会成立之际，回顾和思考他参与决策并组织实施三线建设决策，为艰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发建设中西部地区、优化我国基础工业布局、促进现代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从而为遏止帝国主义军事威胁和防止帝国主义等反动势力可能突然发动的袭击、侵略作出的突出贡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同时也更加激起我们对他的深切怀念。

　　邓小平当时就认为，“一二三线建设，是战略问题”，“我们大小三线一抓，不仅国防意义大，建设意义也是很大的。”[1]作为继邓小平之后的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江泽民这样评价：“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2]可见，三线建设战略决策作出并指导实施，是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艰辛曲折的探索，是我们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关于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解读

　　从时空上看，横跨10年“文革”、长达20余年的三线建设及其调整改造，在中国经济建设史上规模空前，影响深远，在世界也实属罕见，世人瞩目。1964至1965年的第一次建设高潮是初始奠基阶段；1969年至1971年的第二次建设高潮是全面展开延伸阶段；1978年至1985年为调整改造阶段。从特点来讲：一是作为我国经济建设中心环节和首要任务存在；二是作为国家大规模基本经济建设，决策的作出却主要是受非经济因素支配；三是投资集中、地域广大、时间持续。正因为如此，关于三线建设争论、研究由来以久，至今已有30多年。概括起来有三种意见。一是失大于得。二是有得有失。三是得大于失。笔者认为，第三种意见评价符合史实、公允客观，随着时间推移，将会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赞同。

　　在当时中国历史天空群星璀璨、交相辉映的政治星座中，毛泽东无疑是北斗星。在决策和指导三线建设历史过程中，毛泽东是最高决策人和组织实施的最高领导者。刘少奇是主要决策人和指导者。周恩来是主要决策人和组织实施的主要领导者。朱德不仅是主要决策人，而且是身体力行实地调查的重要践行者。邓小平是三线建设重要决策人和重要组织实施的重要领导者。

　　邓小平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中，解释了毛泽东关于开展三线建设的思想。（1）搞建设不但要有五年计划，而且应该有长远计划。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计委就提出，要真正实现农轻重的次序、解决吃穿用和两个“拳头”的问题，基础工业要按照两个“拳头”来平衡。毛主席提出两个“拳头”，一个“屁股”，这是我们建设的一个完整的方针。（2）搞计划，就要考虑一、二、三线问题。原来，我们只提沿海与内地的关系，现在看来，内地也有二线、三线的问题。我们以前设想的计划，对农业、对国防、对文教的投资，虽然都没有完全满足，但注意得是比较好的。（3）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只能打“歼灭战”。要先修铁路，还要买一套氧气炼钢技术设备。买专利是很合算的，但是只买专利还不够，还要抢时间买设备，买到设备才是最大的胜利。买设备可以有选择。[3]（4）对第三个五年计划和今后的长期计划，一定要注意“两个拳头，一个屁股”，要加强基础工业建设。为应付各种情况，要有一、二、三线的配备，工业布局，一定要注意到后方。（5）毛泽东说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就是要出两个产品，一是发展生产力，一是保证中国不出修正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把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第三代、第四代。这个问题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1965年5月9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可以说是三线建设决策作出以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关于国内外形势和开展三线建设任务的集中、系统、重要的阐述。

　　二、深入三线建设实地调查研究指导，确保三线建设战略任务的落实

　　为全面落实党中央、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加快战略后方建设步伐，邓小平多次深入建设一线，亲临现场指导，统一思想认识，研究解决建设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有力地促进了三线建设战略任务的落实。通览三线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无不凝聚着邓小平的心血和智慧。

　　1、1964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刚一结束，邓小平和李富春、薄一波、蔡畅等就赶往东北进行调查研究，以便落实工作会议精神。6月26日，他视察了沈阳市机械工业生产工厂，针对当时辽宁机床工业产品落后、精密机床缺少的状况，站在全局的高度，肯定了沈阳机械工业生产在辽宁、东北乃至于全国的重要地位，并着眼于全国基础工业布局，指出：沈阳的改造要由国家经委、计委组织进行。要打破中央、省、市的界限，这样才能都提高。7月10日至11日，邓小平在吉林省，他先后视察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吉林化学工业公司、丰满发电厂和左家特产研究所， 7月11日晚，邓小平在黑龙江省参观了平坊飞机厂和侣加工厂。并专程前往大庆视察。他们视察了油田、矿井、管理局，炼油厂。随后又参观了生产子弹厂和林区， 22日，邓小平约李富春、薄一波、杨尚昆听赶来的罗瑞卿讲军事工作问题，这次东北之行，实际上是他到“一线”去了解情况，是为随后的三线建设战略决策所做的第一次重要调查研究。回到北京不久，9月5日，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计划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一）三线建设要落实。（二）一线调整要立即行动。（三）基本建设投资，首先要保证三线建设的需要，其他方面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四）工业生产不论三线还是一线，都要发展。据此，国家计委修改后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案）》，明确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

　　2、三线建设要特别注意布局问题，像机械工业那样可以搞成协作网，这是邓小平于1965年11月1日至12月7日和李富春、薄一波等赴四川、贵州、云南，考察三线建设情况时反复强调的问题。11月2日，在成都听取二机部负责人关于后方核工业基地选址情况的汇报。在了解到对新铀浓缩厂厂址问题有不同意见后，他和李井泉、程子华、吕正操 （当时任铁道部部长）及二机部选厂组、建设单位有关负责人乘火车前往实地进行考察。考察后认为，新选厂址合适。接着，邓小平视察了七八四厂、七一五厂，川西南威远气矿威基二井的机房、钻台，观看气田构造图、井位安排图，观看气井放喷。10日开始，邓小平先后视察纳溪天然气化工厂、二五五厂。在重庆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汇报三线建设项目的进展情况，视察二九六厂、二五六厂，观看坦克表演。14日，邓小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三线建设中的问题。视察第三钢铁厂和四五六厂。

　　在听取汇报的插话和谈话中，邓小平对如何搞好三线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意见。（1）三线建设委员会要特别注意布局问题，像机械工业，可以搞成协作网。除了搞大厂、主厂外，搞些小厂，卫星厂。机械工业的品种数量间存在着矛盾。一般的新产品不够，精密的、先进的产品更不够。机械工业要搞得快一些，特别是精密机床，不然被动得很。贵州的煤炭、云南的木材搞起来后，没有机械工业为其服务是不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增加二三亿投资，搞一百万台机床，主要要搞关键机床，使精密机床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三十。（2）在谈到第二汽车制造厂的选址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四川交通不便，放汽车厂不适合，应该放在外边。可以沿川豫铁路，在鄂西、襄樊、光华一带选址。17日，邓小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继续研究三线建设问题，参观重庆钢铁厂天燃氧炼钢车间和中板厂车间。22日，他在贵阳听取七机部二院负责人关于七机部黔北基地建设情况的汇报。指出：上海要帮助西北、西南解决好人才、技术和材料方面所面临的困难。（3）贵州要遍地开花搞林场，沿铁路、水路造林。贵州不做到比四川富，工作就算未做好。还指出：贵州汞的开采和生产用土办法不行。要等把藏量摸准了，搞现代化开采。将来贵州一定是大工业区。省委除了重点抓农业，解决粮食要自给外，非把乌江水电站搞上去不可。23日，邓小平接见西南铁路工程局职工代表。后乘专列前往六枝煤矿视察。途中，他听取三机部贵阳地区办事处主任等汇报三机部在贵州地区的建设布点、建设规模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等。途经安顺时，接见铁道兵某部官兵。途经关寨时，视察滇黔铁路施工现场。（4）邓小平视察六枝煤矿，听取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负责人汇报六盘水矿区生产建设情况。在谈话中指出：看到西南有煤、有铁，我就放心了。不然，建好多工厂也没有用处。有煤、有铁，办好西南两个大型联合企业就有希望。对六枝煤矿负责人提出的北煤不南调，六盘水煤炭基地建成后，年产四千万吨煤，东调二千万吨，供应攀枝花钢铁基地一千万吨，贵州留一千万吨的方案给予肯定。指出：南方的煤炭基础在贵州。参观期间，为贵昆铁路六枝至水城段中的小站——关寨站题写站名。12月1日上午，邓小平乘汽车去渡口市[4]。先后视察一锌矿、兰尖铁矿、弄弄坪厂址。他代表中共中央，批准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建设方案。（5）在听取渡口市负责人徐驰、安以文的汇报时指出：煤钢联盟，中心是煤。攀枝花是得天独厚的好地方。在弄弄坪建厂，是非常理想的。12月3日，视察昆明钢铁厂。在听取厂负责人汇报时指出：云南的发展重点，从长期看，是有色金属，因为云南这方面条件特别好，“宝”很多。云南要搞成一个有色金属省。（6）邓小平听取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负责人汇报工作的谈话中指出：民兵是个很大的力量，要把民兵组织起来，结成一条国防线。5日视察昆明机床厂。在参观该厂研发成功的光学坐标镗床时他说：昆明机床厂制造的精密机床，在全国很有名气，但产量太少，目前我国的精密机床还要靠进口。今天我来，主要想解决生产精密机床的问题，不然天天叫进口，进口几千台还叫不够，日子不好过呀！要解决精密机床的需求必须立足于国内生产。（7）12月7日，邓小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听取余秋里等汇报西南钢铁工业的发展情况。在谈话中指出：工业还是以钢为纲。“三五”末期，西南西北的钢产量要达到五百万吨规模，再加上二线生产的五百万吨，打起仗来就不要紧了。整个工业质的提高，必须有一定的量做基础。昆明机床厂可以把普通机床的生产转让出去，集中力量搞精密的机床。还指出：“三五”期间，建设电站要考虑钢铁生产，考虑用户的需要。不要搞得点很多，很分散。

　　3、1966年3月9日，邓小平和李富春、薄一波等离开北京到达西安，至4月4日返回北京。在20多天里，他考察西北地区的三线建设情况，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在询问西北机床生产能力后指出：总得要研究这个问题，要在三线建立机床生产能力。军工厂要向专业化发展，造点机床的零部件，还要做些民用的东西。搞粮食基地。西北粮食可以不调出，但每年要增加储备五亿斤，准备打仗。增加储备，是指放在国家粮库里；藏粮于民，是指生产队和群众增加粮食储备。群众手里有了储备粮就好办了。他在兰州听到地方军工厂情况汇报时说：军工厂的产品价格，太贵了不行。要用低工资等办法来降低成本。要搞点民用产品，不然，要背上个大包袱。邓小平还视察了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酒泉钢铁厂、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提出多培养一些干部，为发展第二套核燃料生产做准备。在视察西北导弹试验基地，观看地空导弹的发射，视察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参观露天采矿作业时，肯定了金川矿山资源是个不可多得的“金娃娃”，是我国的“聚宝盆”，具体询问了镍的生产流程、总回收率、资源综合利用等情况。他说：在国际上卡我们脖子、国内经济处于最困难的关键时刻，你们在祁连山下的戈壁滩上生产出国家急需的产品镍，真是为祖国争了光！你们要吃苦耐劳，向大庆人学习，争取多出镍，出好镍，为支援国防、加强战备贡献力量。在金银滩草原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邓小平参观基地模型厅、实验部、生产部、一分场一○二车间等。[5]随后，又了视察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以及钻机分厂、容器分厂。

　　三、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意义已为实践所证明，其失误也必须引以为鉴

　　事实说明，“三五”计划的制定和三线建设的展开，“是加快实现我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步骤，对于提高国家的国防能力完全必要；对于改善我国国民经济布局、推进中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大作用。但是，由于对战争作了立足于早打、大打的估计，三线建设在部署上要求过急，铺开的摊子过大；注重了战备要求，忽视了经济效益，增加了建设费用，造成不少浪费。”[6]“这一项富有远见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从我国的现实出发的。”[7]

　　本文论述是三线建设初始阶段，评价有别于“文革”中第二阶段。

　　（一）从决策开始到当中筹备，还是比较注意科学论证的，指导实施的新建、改建重点项目也是比较正确的，其成绩是包括在整个三线建设过程中的。

　　1、极大地发展我国国防工业，加强了反击大规模侵略战争的能力，具有预防、遏制战争以保证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

　　2、着力进行西南，西北内地基础设施建设，在根本改变我国工业布局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

　　第一，在西部地区掀起了新中国第二次铁路建设的新高潮，从而极大改变了我国内陆地区交通严重闭塞状况，对发展国家经济、巩固国防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和战略意义。

　　第二，积极促进了湘西、桂北、鄂西、豫西等老少边穷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发展和矿产资源开发，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增强了各民族团结，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谐。

　　第三，建成了四川攀枝花、甘肃酒泉等钢铁工业企业，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全面发展与进步，出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其中攀枝花等已成为著名的新兴工业城市。

　　第四，带动了内地资源开发利用，改变工业集中地区远离原料产地的经济布局，起了极大的作用。四川就是经济得到超常发展，成为三线建设成效最为显著的省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评价：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没有当初三线建设，就没有现在西南、西北的工业基础。“所有这些都显著改善了我国生产力布局，促进了大三线各省、区经济的发展，为我国工业化发展和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8]

　　3、不仅留下了丰富物质财富，而且还留下了宝贵的“三线精神”财富。

　　作为经济建设的第一次大规模战略西移，三线建设具有特殊的开拓意义，尽管存在着诸多问题，但三线建设的决策和取得的成就是值得肯定的，所遗留的巨大物质和精神财富已成为今天发展的基石。如果没有三线建设，20世纪末起步的西部大开发，不知比现在要困难多少倍。无庸讳言，三线建设的重要经验和教训，同样为今天实施西部大开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二）三线建设战略决策作出和实施过程中的失误之处，是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国防建设道路过程中的曲折。

　　1、实施过程中的失误。第一，对发生世界大战可能性、现实性、紧迫性的估计有些过重。第二，上马过急、规模过大，加上过分强调隐蔽、分散，特别是政治动乱造成的管理混乱。第三，由于过分强调战备需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够，忽视经济效益，造成了一些浪费。

　　2、失误的原因。第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和理论不足以及经济建设中“左”倾指导思想的主导。第二，党内阶级斗争日益扩大化的“左”倾错误，使三线建设也掺杂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因素。第三，由于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同时，“党中央也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以及党内很多领导干部思想认识上的局限，加上陈伯达的别有用心和林彪的干扰破坏，使得在三线建设指导过程中出现偏差在所难免。

　　但是，上述问题并不是三线建设主流。历史雄辩证明，从总体上看“第一代领导”关于三线建设决策和指导实施是正确的。而对于三线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积累的经验教训，作为核心的毛泽东无疑起了第一位的、最重要作用，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也都起了重要作用。许多正确思想和决策是毛泽东提出来，得到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支持；其他领导人提出的正确意见，也是在毛泽东支持下作出决定付诸实施的。有的失误或是由他提出或是由他支持，有的甚至是由于他个人决断，集思广益不够的结果。不过，无论是伟大成就还是不小失误，都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探索包括国防现代化在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过程中获得和发生的。正确地总结这些历史教训，也是在保存我们党的宝贵财富。

　　（作者单位：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第1832页；第1891-1892页。以下简称“《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卷。

　　[2]江泽民1991年4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当年三线重点工程时的讲话。

　　[3]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第1813-1814页。

　　[4]  1965年4月22日，经国务院批准，攀枝花特区改名为渡口市。1987年，渡口市更名为攀枝花市。

　　[5]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第1899-1904页。

　　[6] “二卷”第694页。

　　[7] 郭洪涛：《郭洪涛回忆录》，中央党史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270页。

　　[8]谷牧：《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