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

　　吴玉章是我党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敬重爱戴的中央五老之一。他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语言学家。

　　吴玉章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追求真理的一生。在我国近代革命史上，出现的巨大历史性转折和几次重大斗争，他几乎无一役不与，始终置身于时代的最前列，而且总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艰苦奋斗，临危不惧。正如毛泽东同志对他的高度评价：“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他的生活和斗争经历，正如党中央在他六十寿辰时的祝词中所说：“是近几十年里一部活的中国革命史的缩影。”

　　(一)

　　吴玉章原名永珊，号树人。1878年12月30日（旧历戊寅十二月七日）出生于四川省荣县双石乡蔡家堰。

　　荣县地处蜀中，富庶而又文风鼎盛。陆游曾有诗赞道：“其民简朴土甚良，千里郁为诗书乡。”双石文风之盛，又为全县之冠。吴玉章的家庭就是个耕种着几亩薄田，教育子弟谨严，很注重族道德操守的耕读人家。他在家中是幼子，父亲去世较早，在祖母和兄嫂的教诲下，从小就有很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养成了不偷懒，不苟且，做事善始善终，诚信笃行，坚忍沉毅的好品德，好作风。他先后在乡间私塾、贡井旭川书院、成都尊经书院和泸州经纬学堂等处就读。他二哥吴永是一个服膺宋明理学，崇尚清代朴学的秀才，在治学上推崇黄黎洲、王船山，讲求性理与经济兼通，思想与实行并重。吴玉章在他二哥的课读指导下，少年时既受了理学薰陶和孔孟经典的教育，也注重经世致用的学问，他喜欢史书，崇拜诸葛亮、范仲淹、岳飞等民族先贤，把他们崇礼尚礼，大公至诚，淡泊宁静，爱人习劳的思想行为立作自己表率，特别是文天祥的《正气歌》和诀命词，他更书贴于壁，朝夕诵读，从而陶铸了他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

　　当清廷甲午战败消息传来时，适吴玉章母亲病故，他二哥便趁“庐墓三年”，守制在家的机会对他进行苦心培育，兄弟对坐共读，一灯萤然，每至夜深。他二哥圈点的多是《通鉴辑览》、《天（启）崇（祯）百篇》等书文，吴玉章看到古人忠义节烈的言行，常常掩卷咨嗟，潸然泪下。光绪颁发对日乞和诏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他二哥特意选了明末烈士黄淳耀《见义不为，无勇也》一文，并把黄的事迹写于文后。诵念着黄淳耀文中的话，想到忠奸之分就在临危授命的一刹那，吴玉章心中沸涌着难以抑制的救国献身的激情。掩卷之后，忧国伤时，不禁悲从中来，兄弟相抱痛哭。吴老晚年常常忆及起这段往事：“我们兄弟之所以痛哭，因为有感于国事之临危，正志士仁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时……因而常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相期许，想做点有益于人有益于国的事情。”

　　甲午战后，国难加深，变法维新学说随着国家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而广为流行。当时，吴玉章虽在荣县乡下，却非常热心新学，到处收罗新书；一听到废科举，兴学校，就眉飞色舞，广为宣传，兴奋得发疯一样。因而被人讥为“时务大家”。不久戊戌政变，六君子被杀。于是守旧的人就出而非难也了：“早说不对嘛，要杀头哩！”他仍然仗义力争，毫不气馁，并用谭嗣同拒绝到外国使馆去避难，甘愿作第一个变法流血者的英勇故事，来回答这些人的嘲笑。

　　正是怀着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热望，1903年3月，吴玉章浮槎东渡，去日本留学，在过三峡途中和到日本之后，他感时抚事，写了几首慷慨沉郁的述怀诗：

　　不辞艰险出门，救国图强一片心。

　　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

　　莽莽神洲久陆沉，鲸吞虎视梦魂惊。

　　伤心亿万神明胄，忍作中流自在行。

　　中原王气久销磨，四面军声遍楚歌。

　　仗剑纵横驱虏骑，不教荆棘没铜驼。

　　为了拯救陆沉的神洲，吴玉章一到日本，就如饥似渴地吞咽各种新学问，新学说，什么物竟天择，优胜劣败的进化论；什么天赋人权，平等自由的民主论，都使他极为醉心。进成城学校读书时，他就是“德赛二先生”（民主和科学）的信徒了。他一面刻苦攻读数理，准备异日深研一种实用科学；一面饱读民权革命的史籍，并热心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如要求沙俄从东北撤兵的拒俄运动，反对日本的“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以及反对美国排斥和虐待华工的反美运动）。当时，他在四川的留日学生中已逐渐具有相当的声望。

　　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早已同康梁的改良主义思想决裂的吴玉章，接触到三民主义思想，就便他蕴蓄多时的排满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意识获得了理论武装。他高兴地接受了这一纲领，愿意为之奋斗，于1906年（丙午）4月26日宣誓入盟，并被选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从此他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动上都站到了近代革命的前沿。1907年秋，他考入第六高等学校不久即离校，专门从事革命活动，在东京负责主持《四川》杂志，积极鼓吹反帝反清的革命斗争。1908年秋，《四川》与同盟会的主要喉舌《民报》同时被日本查封，他作为《四川》编辑兼发行人被传讯受审，以“鼓吹革命”的“罪名”，除课以罚金外还被判半年徒刑，因系学生，缓期执行。但他奋斗的决心愈受挫折愈坚强。他的大哥吴永（匡时）、二哥吴永焜（紫光），受他影响，都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因为革命活动需要发动力量，他大哥还与四川的张百祥，胡北的孙武、居正，湖南的焦达峰等人，在东京筹组了共进会。吴玉章为作会党工作的方便，还在共进会中任了负责组织联络的“管事”。这一时期，同盟会员在国内组织了多次武装起义和翦除清朝官吏的暗杀活动。如孙中山、黄兴策动的河口起义，熊克武、谢奉琦发动的成都、广安等多次起义，黄复生、喻云纪等计划的对端方、李准、摄政王载沣的暗杀等。吴玉章都直接参予密议策划，并在东京筹措经费，购置转运器材，来往联络接应，作了许多踏实的默默无闻的工作。

　　吴玉章还是辛亥“三·二九”广州起义的参加者。1910年7月，他冒险潜赴北京，准备营救因谋刺载沣失败而被捕的黄复生、汪精卫。劫狱未成，就与熊克武、但懋辛、井勿幕同去香港，会同喻云纪（培伦）试验炸弹，并赴起义统筹部与黄兴等领导人筹商广州暴动事宜。当时设在广州莲糖街的一个机关，即用他的名义租赁，取名为“吴老翁公馆”（吴公馆）。在募集到大批款项后，必须采购和储备军火。由于他一贯作事谨慎，且与日本友人宫琦寅藏、萱野长知等相熟，遂分配他去日本负责购运枪弹。其间，碰到过多次险阻，都由于他镇定机智，终于化险夷，胜利地完成了任务。1911年3月27日，他亲自把最后一批军火运抵香港，随即赶赴广州参加起义行动，途中还在船上赶草檄文。到广州时得知起义已经发动并遭失败，他仍镇静地去一处起义机关，派人了解情况，得知城门已闭，官兵正四处抓人，方始折返香港统筹部，再亲持黄兴信件回同盟会总部汇报。这是一次牺牲惨重但推动了全国的大起义。著名烈士喻云纪就是在日本受了他的感召，成了急进的革命者，是广州之役中勇敢献身的英雄。牺牲者均葬于黄花岗，民国成立后建七十二烈士墓，碑记中称吴永珊为“当日未死同志”。宫琦寅藏夫人知道他为购运军火多次犯难而毫不居功，曾几次对孙中山说：“你不要忘记了吴永珊啊！”

　　广州之役是当时革命策略转变的一个关键。同盟会员的暴动虽然被清廷血腥镇压下去，但四川百姓的保路风潮却声势浩大，日益高潮起来。这时，吴玉章受同盟会总部之命回川工作，以期因势利导，将群众性的保路动动，转化为推翻清廷的革命斗争。当时宋教仁等定下了“在长江流域各树潜势力，一声令下，同时并举，创立政府，然后北伐”的方略，并筹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为实行之枢纽。“又因上流的川、陕两省，地势险要，也须物色同志经营，以策万全。恰巧吴永珊由东京本部过沪归川，又有井勿幕已在陕西运动军队，派人来沪，有所密谋，教仁便分别和两人接洽，嘱其合作，各立分会，使成首尾一贯的形势，至于实行方面，决定由武昌发动……四方即起响应。”据《吴玉章回忆录》说，他过上海时并未见到过宋教仁，但他的整个行动却都是和各地起义准备息息相关，密切联系着的。在离东京前见到了井勿幕派来协助他购运军火、推动陕西方面的斗争的张奚若，在上海见到了负同盟会联络责任的淡春谷（宅晹）；过武昌见到了共进会的孙武；抵重庆时曾和杨庶堪、谢持密商。辛亥旧历的7月15日他回到荣县，正好碰上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带领保路同志军去攻打成都。龙鸣剑一见他就说：“你回来就好了。同志会由蒲殿俊、罗纶等立宪党人领导，作不出什么好事。我们必须组织同志军，领导人民起来斗争，才有出路。我马上要上前线去，一切大计望你细心筹划吧！”吴玉章慨然承担起巩固革命后方的全部责任。

　　吴玉章抵达荣县的当天，就收到上海党人寄来的密信。这封信叙述了营救但懋辛（“三·二九”之役在广州被捕）的方式和进展外，还通告了一些地区的起义准备活动，信中称：

　　“秦中派来张君……谈及秦中公司已有基础。本拟择吉开张，以诸多未备，议延半载，然入股者有急不能待之势，能否延半年，未可必也。张君为办机器而来，本欲央春旭往办，奈其已去都，井电都促进其返沪，春旭以淡哥转即可与张就商一切，须其再返否？可电告弟等。集议购机事，弟等在此即可与前途直接，似无须春旭来徒劳往返，议定已函促春旭速入秦矣………徐后续。”

　　信中所说的春旭是熊克武的代号，时在北京，“前途”是指同盟会总部。所谓“秦中公司”的“择吉开张”和“办机器”，就是井勿幕派出张奚若和吴玉章联系过的发动陕西起义的事。从这封密件看，吴玉章不仅负组织四川起义的重任，其它地区的重大活动也及时向他通报，并听取他的意见，这可以想见他在整个辛亥起义中的地位和作用了。由于胸有全局，高屋建瓴，吴玉章在荣县一着手工作，即有回天之势。在龙鸣剑带兵出征的当天，荣县就有劣绅乘虚反扑，企图联署向清廷告状，诬称“三费局”（经征局）被“匪”抢劫。吴玉章当场痛加驳斥，指出同志军是为国掌权，为民除害，不仅不能称“匪”，还提议全县按租捐款，替他们筹军饷。这些士绅们被他的凛然正气所镇慑，均不敢反对。就这样为同志军解决了粮饷问题。有了经费，他们就加紧训练各乡民团。当时民军只有土枪，缺乏军事知识，天玉章遂决计办一个短期训练班，由成都来的同盟会员方朝珍等人教练军事。当秦载赓、王天杰率领的东路民兵折回荣县之时，地方上的清朝官吏都悚惧逃遁。9月25日（辛亥旧历八月初四），吴玉章和王天杰等在荣县城内召集各界开会，由吴玉章发表演说，宣告独立，还提议由广安赶来的同盟会员蒲洵（寿昌）作新生革命政权的县知事。在这之前，同志军还是打的保路旗号，街道上到处供着光绪牌位，这时才公开揭示了同盟会的纲领，起义民兵擎起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四面大旗。声威所及，四方景从，荣县成了成都东南一路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

　　荣县独立之后，井研、仁寿、威远等县也相继反正独立。清廷的盐务巡防军和端方带领入川的鄂军，准备会师围剿，前锋已达荣县的程家场和威远的高市场。其间，秦载赓不幸在井研牺牲，龙鸣剑误以为荣县失陷，在嘉定呕血而亡。一时间形势很是危急。吴玉章在革命军中“定计分兵，收复州县，规划军机，并司发一切密令”。激励人心，稳定危局。他早从孙武那儿知道鄂军中潜有许多革命党人。相信他们必会派人来联系，为了打破巡防军的荣威之围。吴玉章于11月21日偷越敌军防线去自流井，在与当地党人计议之后，又连夜赶赴内江，藏身在喻培伦烈士家中。第二天就和鄂军中的革命党人接上头，约定他们在资州（现资中县）杀端方，内江党人随即起义。11月25日，端方在资州被杀，第二天吴玉章等党人就夺取了内江团防局的武装，同时鸣锣开会，宣布独立。二十五年后，吴玉章在法国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还很激动地说：“六号（11月26日）晨，喻烈士之父亲及当地同志召集群众大会于天后宫的露天大戏台前，到数千人。我在戏台上宣布革命宗旨，主张树立革命政权，立即展开革命旗帜，群众欢呼万岁，声震屋瓦。我当时恍然如意大利的马志尼达舞台上宣布独立一幕的重演。我从奔走革命到最荣幸快活之事，无过于此的。

　　内江起义后，吴玉章被一致推举为行政部长。当时，成都同盟会还派董修武和康宝忠，由荣县而内江找上了他，促他赴成都举义。同盟会领导的重庆蜀军政府成立后，又一再函电催他赴渝。当时他已知道武昌起义成功，清政府呈土崩瓦解之势，便连夜东下，以便和领导全国革命的总机关取得联系。途经重庆时，还主持了军政府的军事裁判会，协助整顿纪律，消除反侧，树立革命权威。这段期间，全国各地纷纷起义，南京也被民军攻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已着手在南京成立。他又作为蜀军政府的代表赶赴南京，参加全国革命政权的筹建工作。

　　从广州起义到武昌起义，统治中国人民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政体被推翻了。这场历史的大变革中，四川人民的斗争，是全国广泛起义的革命大爆发的前奏，吴玉章组织领导的荣县独立，又是四川人民接受了同盟会的政治纲领，用武装斗争推翻清廷的革命高潮。荣县起义的发动要比武昌早两个月，荣县独立也要比武昌革命政府的成立早半个月。荣县独立当时虽只影响及成都东南各县，但就其历史作用说，则是促进了武昌首义的成功，并开了辛亥革命中各地起义独立之先河！

　　（二）

　　辛亥革命虽然把清廷推翻，从政体上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但革命的基本任务并未实现。特别是袁世凯篡踞总统后，很快就暴露出他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新代理人。两座大山压榨依旧，民族危机和人民的灾难更加深重，对于矢志“救国图强”的吴玉章来说，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就目睹着革命成果丧失、革命阵营分化，内心很是痛苦，思想上经历了一个苦闷和求索的时期。

　　1912年正月，吴玉章到达南京。这时临时政府和参议院都已组建。由于他是蜀军政府的代表，南京方面的同志曾推作四川省的代参议员。但后来成渝两地政权进行合并谈判，结果以同盟会员领导的重庆蜀军政府向立宪党人领导的大汉四川军政府妥协而告终，他的参议员也就被取代了。临时政府各部主要官职都已分配完毕，居正等人很觉歉然，向他表示司局长一类的官职还可任选一个来当。吴玉章严正地说：“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做官”他把送来的疆理局局长委任状马上退了回去。在开国初期的南京，他参加了《国会组织法大纲》和《选举法大纲》的拟定，担任过内务部参事和筹办国史馆专员，倡议召开了四川革命烈士追悼会，孙中山亲往致祭，并以总统名义追赠邹容、喻培伦、彭家珍为大将军，谢奉琦为中将。以后吴玉章还曾在南北和议声中，受孙中山的邀请，到行将结束的临时总统府秘书处作收拾残局的工作。

　　中华民国的成立，四川人民的保路风潮是起了巨大作用并付出了重大牺牲的。袁世凯当总统后，也假惺惺地要派慰问使入川慰问。吴玉章是四川首义的组织者，1912年7月22日，他和朱芾煌作为中央政府的慰问使抵达成都，都督、议长郊迎十里，备极隆重，但他一本有益于群众、有益于革命的初衷，轻车简从，接近百姓。他深感共和之后，必须派学生去“民气民智先进之国”留学，以“输世界文明于国内”“造成新社会新国民”。慰问所经之处，到处倡导组织青年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其间还筹设留法预备学校于成都少城济川公学。后来他带了一批赴法学生离川，首开了尚俭乐学的风气。

　　吴玉章在成都期间，利用中央慰问使身份，对于袁世凯窃国后的反动行径，积极采取措施，努力保卫共和，保护辛亥革命果实。他应成都广大群众的请求，力保同盟会员杨维为成都卫戍司令。到重庆后，又力阻袁世凯走卒胡文澜调兵川东，保护由同盟会员熊克武等新建的蜀军。这些活动，深受袁世凯及其亲信的嫉恨。他还在慰问途中，反动势力就在报端造谣，对他捏词诬陷，他甫离川境，就受到匿名恫吓，反动势力公然用“四川军界全体”名义以暗杀相威胁，扬言要以“爆炸物数品，敬备不时之需”。他回到北京后，新任的四川民政长张培爵就被袁世凯以“调京质询”名义解职，实际是弄到北京羁縻起来。吴玉章在京和张培爵住在一起，感到反动压力日益加重，政治空气非常污浊。袁世凯卖国借款，独裁专制，而原来的革命同志，却有的高蹈远引，放洋留学；有的蜕化变质，终日追逐官职利禄。还有的人认不清袁世凯反动本性，热衷于议会政治。如宋教仁组织了国民党，还到处筹集金钱，要在竞选议长中同袁世凯贿买议员相竞争。吴玉章心中很是不安，他坚持维护民主政治的原则性和纯洁性，规劝宋不要对袁妥协，至将同盟会纲领中的革命内容删除或降低，更反对用金钱活动方式去竞选议长。但宋教仁总以为只要国民党取得议会多数，就可以建立起民主国家。尽管宋教仁一再妥协退让，袁世凯还是不放过他，于1913年3月，在上海将其刺杀。袁世凯的独裁和凶杀，使革命党人的幻想破灭了。孙中山决计兴兵讨袁，发动第二次革命。这时，吴玉章为了反袁也在上海活动，他立即往见孙中山，建立国民党的南方四督联合通电，反对袁世凯卖国违法的独裁行径，以号召群众，先发制人。讨袁军兴之后，吴玉章就赶到南京参加起事。由于反革命势力相对强大，赣宁之役受挫，他仍然毫不气馁地继续为革命奔走，承担着京津方面同志和在上海的黄兴、陈其美之间秘密联系任务，还曾组织过一支行动队保卫起义军控制和吴淞炮台，并策划夺取或炸毁停在上海的“ 和”军舰。各省的讨袁起义由于发动过迟，没有充分依靠群众，且与反革命力量悬殊，因而相继遭到血腥镇压。二次革命的失败，使国民党在各地的军事力量丧失严重，特别是四川党人牺牲更大。吴玉章的大哥本是民元后的渠县县长和大竹县县长，因撤职而逃亡；二哥这时在成都办学，也在反革命压力下悲愤自缢；荣县独立的领导人之一王天杰被俘牺牲。吴玉章也因受到袁世凯明令通缉，在国内存身不住，他只好满怀悲愤地于1913年底流亡法国。

　　吴玉章早年留学日本时，为了“救国图强”，曾准备学工程技术，考入了东京帝国大学的电气工科，只是因为要回国参加起义，才中断了学习。这次到巴黎后，他思索着辛亥革命的失败，深刻认识到在一个政治黑暗腐败的地方，是不可能振兴实业的，就入了法科大学，改学政治经济学，想通过对西方社会学说的研究，寻找一条拯救中国的道路。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分割殖民地、争夺市场和原料产地，驱使千百万人民互相屠杀，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暴露无遗。帝国主义战争所提出的政治经济问题，自然要比课堂所学的生动丰富得多；而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也在欧洲盛行一时。他在日本时就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这次重又接触社会主义学说，觉得人人平等，消灭贫富，实在是一个伟大而美丽的理想。只是怎样才能在中国实现呢？他读过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著作，也曾一度认为法国的合作主义可能是到达社会主义之路，但结合以往革命失败的教训，又觉得问题很多，思之茫然。他曾为这些问题同李石曾作过辩论。李石曾是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不要组织，只要搞教育，传播理想，感化别人就行了。吴玉章早年也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后来，从多年革命实践中认识到，这种不要组织革命团体的主张是根本行不通的。但对受着军阀统治，遭受列强侵凌的中国，究竟该成立一个什么样的革命团体，什么才是救国救民的正确方法，他在思想上还没有找到明白的答案。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密谋称帝期间，吴玉章更是忧心如焚，时刻惦念着祖国，期盼革命火焰再起。

　　正当袁世凯沐猴而冠，将民国五年（1916年）改为洪宪元年的时候，国内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制运动。蔡锷、唐继尧首先在云南宣布独立，成立护国军政府。吴玉章也就在国外积极活动起来，向在上海或南洋各地的同志去信，要他们捐弃党派之争，联合国内反袁力量，以完成同盟会未竟之志。他散发印刷品，要求欧洲各国支持和承认护国军政府。1916年4月2日，护国军政府向他发去专电，正式的“托以外务”。他也就以共和军外交人员身分在法国公开进行反袁活动。从当时的往来函电中可以看出，吴玉章曾通过法国和比利时的一些议员，禁阻过袁世凯政府向法、比违法借款的活动，并警告过北洋政府的驻欧使馆人员汪荣宝等，使他们不敢贸然在借款条约上签字。他还和法国共产党的《人道报》取得联系，组织并撰写文章刊登出来，动员舆论在这次中国革命中赞助民军，排斥民贼。5月15日他去到伦敦，拜访英国工党和自由党的议会领袖，力陈“欲保远东和平，非去袁不可”。在写回国内的信件中，他敦促护国军首领要顺应文明竞进的时代，在内政上除旧布新；坚决反对与袁世凯的任何议和活动，强调“袁已处绝境，宜从根本上推翻”，而不可“苟且言和，姑息养奸”。

　　吴玉章在留法期间，一直热心着勤工俭学的工作。在这前，1916年3月29日，中法两国文化教育界人士在巴黎发起组织以“发展中法两国之交谊，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为宗旨的华法教育会。蔡元培和法国教授欧乐分任会长，李石曾为书记，吴玉章为会计。华法教育会还管理着在法华工的文化教育。这批华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招募赴法的。袁世凯政府与法国所订的招募条约对中国不利，没有顾及工人利益。吴玉章等与法国政府多次交涉，费了很大周折，终于改订了招募华工条约，使在法华工能与法国工人同工同酬，以及尽可能的以工兼学。袁世凯在万人唾骂声中暴死之后，对吴玉章的通缉令自然失效。1916年冬，他与蔡元培等一道回国，中途取道云南，与云南督军唐继尧筹商在滇发展华法教育会事宜，但没有取得什么成果。1917年2月吴玉章到达北京，向北洋军阀政府交涉招募华工赴法条约的批准问题，并着手重建北京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5月27日，预备学校开学，吴玉章在开学典礼上作了重要演讲。在早年倡导赴法留学的同盟会会员中，即使如民主主义教育家蔡元培，灌输给留法俭学的也只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想。只有吴玉章是鲜明强调要青年学生到法国去学习革命思想。他指出：“‘社会主义’一名词，早已通行于世界，而东亚人士尚有惴惴然唯恐其发生者，亦有援引而妄用者，殊不知今日为社会主义盛行时代。自德国之国家主义以至俄国之共产主义派别之多，大约可分为二：一急烈；一平和。急烈者，为改造的，即欲打破旧社会之组织而建设一新社会者也。平和者，为进化的，即欲就旧社会之组织而改良之者也。其手段虽有不同，其认今日之社会为不良则一也；其欲使今日经济分配不平之现象，使之日趋于平则一也。”他以甲午战后，爱国者留日学习革命说相激励，“甚愿吾国青年目光注于全世界，勇猛精进，必穷究世界学术之精微，由自主的择一自信者而力行之。”在国势危急中“痛自刻责，发奋为雄，以求生存于世界者也”。在十月革命尚未爆发前的中国，吴玉章的讲话表明，他已是新时代的探索者。

　　1918年2月，熊克武在对抗北洋军阀势力的战争中统一了四川。吴玉章被派作四川省的代表，去南方参加护法运动。他在广州会见了作护法军政府大元帅的孙中山，随即回北京交代华法教育会的工作，以便在孙中山领导下继续革命事业。谁知他于六月重返广州时，孙中山已受桂系军阀的排挤而去上海了。从北到南，所见都是军阀争权，人民受苦，充满了混乱和腐败现象。在北方，本是为中国工人争回权利的华工条约，只因吴玉章拒绝行贿，就一直得不到北洋军阀政府的批准。在南方，他曾在军政府的各种会议上仗义执言，极力维护和保全陈炯明所率领的粤军，希冀孙中山回广州后，能有一支同盟会员领导的武装作依靠。谁知桂系被逐，陈炯明率部回广州后，竟又作为新军阀背叛了孙中山。就吴玉章所代表的四川省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当年的同盟会战友互相拥兵割地，争战不休；他这个代表也就在各种幕后摩擦中，于1919年9月被撤换掉了。真是南北一丘之貉，不知何时才走得出这隧道的尽头啊！

　　（三）

　　“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古老的中国受到强烈震撼，各种新的思想流派也象春潮般地在社会上荡漾开来，对于一直处于时代的旋涡中心，早就为社会主义理想所吸引，只是苦于不知如何去实现的吴玉章来说，十月革命的胜利，俄国人民摆脱剥削制度，建立了工农政权，他的心情该是何等的振奋啊！“五四”运动期间，他往返于广州、上海等地，热烈支持学生们的爱国示威运动，积极协助和指导《救国报》（留日归国学生所办，激烈反对“二十一条”之刊物）、《劳动者》（无政府主义者所办刊物）的反帝宣传；还支持过社会主义者同盟在南方地区的活动。

　　随着“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进展，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性质和内容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由于吴玉章和继起的赵世炎等人热心提倡，四川成了勤工俭学学生最多的省份。1919年3月15日，吴玉章在上海送别留法学生时讲道：“此次世界大战而后，政治社会革新之声遍于全球，我们国人亦知顺此潮流研究改革。”他尖锐指出“政治不良，政府恶劣，补救无方，人民起来革命这是应该的。”主张青年战胜阻力，讲求新学，“谋大多数人的幸福”，“务期劳力与报酬得正当之分配，以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主义………为社会开一新纪元。”同年底，他在四川留法预备学校的演说中，更加鲜明的指出：“我辈生于现代，凡事不可盲从，必须经自身考察，决其合乎理性才能认为真理……俄国革命进步最快，是因为俄国有新党主政。俄国党人无不曾历法国。吾人欲察其发动之源，亦不可不一往考查。诸君遇着这举世混浊之时，新潮汹涌之会，不可不勇往直前，造最新的时势。”在“五四”后掀起的勤工俭学热潮中，大批青年出国求学，不但在动乱环境中为国家培养出一批人才，从中还为我党造成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和领导中坚。周恩来、蔡和林、陈延年、向警予、赵世炎、刘伯坚、陈毅和邓小平等同志，就是在“五四”浪潮的推动下，抱着学习新思想，寻求拯救中国之路而相继赴法的。

　　1919年10月，吴玉章受到西南军阀的排挤，离开广州回到成都。这时他的目光已转向俄国，并打算从经济着手，研究社会问题。他先后读了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月》和一本日文《过激派》（即布尔什维克），结合自己半生的革命经历，认真地进行思索。他想：中国古代的大同学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都是美丽的社会理想吗？何以经过这么多人的奋斗，总不能实现。直到现在，孙中山心境仍然烦恼苦闷。至于无政府主义、合作主义和所谓的“好人政府”，事实证明只是些于事无补的空话。没有政治的清明，连起码的教育工作也不能安心从事。自己不就为张勋复辟，只好丢下留法预备学校的工作而避往天津吗？经过对以往思想行动的批判和总结，结合十月革命经验的启示，他深刻认识到，要革命就要有革命的理论，就要组织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政党，就要学俄国革命榜样。为此，他曾鼓励和资助过几个学生去苏俄学习。

　　1920年，南方各省曾掀起过一股“地方自治”的浪潮。被军阀争战弄得四分五裂的四川，当时也有制定“省宪”，实行自治的呼声。吴玉章是老同盟会员，又不参予当时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自然最具主办“地方自治”的资格和声望。他并不把“自治”当作解决国内问题的根本办法，但认为在南北对峙中，地方上可以借口“自治”对北洋军阀的“武力统一”作一定抵制，还是应予赞助。更主要的是社会主义的热情已在他心中燃起，觉得可以利用“自治”运动，作为宣传教育群众的讲台。他是个一旦认识真理就要身体力行的人。在他起草的《全川自治联合会》宣言和拟具的十二条纲领中，就提出了以“建设平民政治，改造社会经济”为总目标，强调平民政治以反对军阀专制；提出“不作工，不得食”以反对社会寄生虫；提出“合作互助”以改善工农生活；以及“男女平权”“保障人权”“普及教育”“制定保工法律”“设立劳动机关”等进步措施。这些主张在报刊上发表后，大受青年学生和工农的欢迎。自治机构在重庆召开大会时，不但全省一百多个县的代表应邀而来，每天还有许多群众旁听。其影响社会的力量，大大超过了御用的民意机关——省议会。吴玉章不但充分利用了这个公开的讲台，还撰写文章和去南充、达县等地演讲，进一步阐述自治纲领中的革命道理，收到了热烈的反响。

　　1922年8月，吴玉章被任命为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9月4日到校视事。高师当时是四川的最高学府，也是“五四”后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据点之一。但也存在着纪律松驰，课程陈腐和一些封建陋习。他出任校长后，锐意进行改革，聘请了许多具有新思想的人来任教；保护了四川全省学生联合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组织在校内的活动，当恽代英在泸州被军阀扣押，他立即致电保释，并聘请到高师来任教。随着校内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的展开，外地新书报的纷纷传入，高师逐步成了成都进步势力的大本营。

　　吴玉章除利用他的身分和与四川上层社会的历史关系，在校内掩护进步力量外，并在他周围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热心革命的同志，如从日本回国的杨闇公、同盟会时期的老战友刘伯承等。他们在一起学习切磋，还派出学生到成都的兵工厂、丝织作坊和教会学校工友中去鼓吹社会主义思想，组织工会，发动罢工；还到近效农村中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就在这种学习和组织发动的深入过程中，吴玉章、杨闇公等迫切感到有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的必要。1924年1月12日，他们秘密成立了“中国Y·C团 ”。（中国青年共产团，简称Y·C），作为领导革命斗争的机构。这个组织有二十多名成员，并发行《赤心评论》作为机关刊物。

　　中国Y·C团的创建，是吴玉章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时他在《赤心评论》“追悼列宁纪念号”上发表了《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势力》一文。（刊载于1924年5月，《国民公报》连载时题为《马克思主义的势力》）集中反映了组建Y·C团的指导思想，也是我国早期的马列主义战斗文献之一。这篇战斗檄文，一开始就用《共产党宣言》的笔法，热情赞颂说：“现在有一最伟大最新颖的潮流，普遍于全世界。人类对之，或惊、或喜、或疑、或惧，莫不有一种奇异的感想，真所谓二十世纪的大怪物。这就是轰动世界的‘社会主义’。其中以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为最流行。因为经过苏俄的试验，人人已知道他有实现的可能性。”他分析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世界演化，指出世界各国的第四阶级（劳动阶级），只有“大联合共立于波尔希维主义旗帜之下……经过旗帜鲜明的堂堂正正的阶级战争之后，种种社会问题才有一个总解决。”他又进而批驳了“以为中国资本主义尚未十分发达，无行社会主义之必要”，以及想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两层压迫之下“谋和平局部改革”的错误观点和改良主义幻想；断言“现在急需实行社会主义，以扫除资本主义，消弭国际战争。”“最近的将来，继俄国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一定是不少，尤其是弱小被压迫民族沦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首先会实行起来”。他号召“第四阶级奋起，与苏维埃俄国联盟”，实行暴力革命，在国内“打倒旧组织，驱除旧的统治者阶级”；在国际上“推倒世界的资本帝国主义”。他满怀热情地预言：“社会主义是现代社会的新生命，尤其是我们被压迫民族的新生命。”“二十世纪光明的世界为期当不远了。”“最后的胜利终必归于劳动阶级。”

　　1924年2月，吴玉章高师校长的职务被军阀杨森所解除，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被取缔，高师学生曾掀起“择师运动”进行抵制。这时吴玉章就更加致力于Y·C团的工作，以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进马列主义传播和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Y·C团在成都又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并与王右木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S·Y）合作，于1924年5月1日，联合召开了追悼列宁的群众大会。军阀杨森调集军队，实行戒严，武装看守了作为会址的少城公园。在会后制止游行，并不准郊区农民队伍入城。尽管军阀气势汹汹，当天仍有近万群众参加大会，工人到会的有五千多人。吴玉章因同志们力劝，没有亲身参加。但这次工农群众展示的力量，还是把军阀吓坏了，杨森捏造了一个“过激派阴谋聚众夺取政权”的罪名，要派兵逮捕吴玉章，幸亏陈毅等人得信后力斥其非，杨森才悻悻罢手。吴玉章于是被迫离川和刘伯承一道，取道贵州、湖南到了上海。1925年1月，为参加孙中山拟议召开的国民会议，到了北京。

　　吴玉章途经上海期间，看到国共合作后全国革命形势蒸蒸日上，工人运动汹涌澎湃，感到无比兴奋。到北京后，见到了原Y·C团成员童庸生，知道他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也就要求会见中共领导人。1925年4月，他在北京大学会见了原是他的学生，当时是中共北方机关领导人之一的赵世炎。赵世炎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政治纲领，以及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情况。他听了非常高兴，即由赵世炎、童庸生、李国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吴玉章入党后，就写信给在重庆的杨闇公，建议解用中国Y·C团，其成员再按党章条件个别入党。同时又在北京Y·C团会议上，专门谈了个别争取入党和结束Y·C团独立工作的意义。杨闇公这时也已入党，是重庆党组织的负责人，当然同意吴玉章的建议，并采取步骤将这个团体中的优秀分子，先后地吸收入党。1925年冬，杨闇公、吴玉章和冉钧等人，正式组成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杨闇公任书记，吴玉章任宣传。

　　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奋斗和摸索，在马列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并与工人运动结合的历史条件下，吴玉章在斗争中完成了个人思想上的革命转变，从一个急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发展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在入党时就毅然决定解散中国Y·C团。当少数人要求集体转党时，他曾一再开导说服，坚决反对在入党问题上掺杂私心，搞小团体活动，充分体现了他是一个有着恢弘气概和高度党性原则的无产阶级政治家。

　　（四）

　　吴玉章入党之时，适逢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他作为老同盟会员参加了治丧工作，在追悼大会中负责接待，并为扶柩执绋人之一。孙中山虽然逝世了，但所留下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造就了国共合作共同推进国民革命的政治局面。党中央考虑到吴玉章同国民党深厚的历史关系，决定让他留在国民党内，以便作统一战线的工作。当他在上海会晤中央领导人时，目击了“五卅”惨案的发生，看到全国各地的工人运动和反帝群众运动有如怒潮湃澎，深深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所鼓舞。他向中央同志谈到，尽管他在国民党中枢中故旧很多，但不愿只在上层人物中周旋，决心从整顿巩固国民党基层组织入手，切实发展左派力量，方能使统一战线具有雄厚的实力和广泛的影响。党中央很赞成他的意见。他去广州，见了新成立的国民政府领导人，又得到廖仲恺的大力支持，拨付了专款，特派他回川筹备党务，整顿组织。这时四川的国民党头目人物或陷入内争，或吸食烟毒，早已使各地组织瘫痪，他们听了国民党右派的唆使，为抵制吴玉章的到来，在他到达重庆的第二天（8月16日），匆忙地成立了国民党重庆市党部。而所推举的七名执行委员中，就有六名是瘾君子。还作了限制甚至禁阻学生与工人入党的一些规定。接着，就由在重庆的黄复生、朱叔痴等人以市党部名义接待吴玉章，为他留了个组织部长的职务。实则认为在他们挟制下，吴玉章将无所作为，也无法整顿国民党这个烂摊子。孰知吴玉章一到重庆就提出了整顿方案，随即改组临时省执委会，拟具了各市、县党务进行计划。他不是依靠少数几人在干革命，而是有着马列主义政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的依托，因而能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办起了重庆中法学校（大学部称中法大学），整顿健全了国民党各重要县、市的党部，大造了革命舆论，培养出一批干部。后来，并将省党部迁到了莲花池新址，这就是大革命时期非常有名的左派党部。到十月底筹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时，全川已有四百多个区分部，八千多名党员。在选出的七名代表中，除黄复生、邓懋修外，他和杨闇公等五人都是共产党员。

　　当时国民党的中枢机构也是软弱而涣散的。尤其在廖仲恺被暗杀之后，右翼的西山会议派分子猖獗一时，拼命攻击三大政策。以至国民党“二大”召开时期一再后延，最后定到1926年元旦召开，仍然因为各地都有左派和右派的斗争，代表或不能选出，或不能到会，存在着流产的危险。吴玉章到广州后，立即往见当时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批驳了他的悲观论调，严肃告诫说，右派的猖狂不但排斥共产党，也排斥广东的国民党，如不突破他们的阻挠，召开“二大”，进行还击，不仅广东这块根据地保不住，整个国民党都有解体的危险。在他的坚持和催促下，国民党的中央会议召开了，他在会上被推举为秘书长，负责筹备“二大”的工作，由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通力合作，1926年元旦，规模盛大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如期召开。大会坚持了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通过了谴责右派集团，开除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等人党籍的决议。在最后进行领导机构的选举时，尽管有陈独秀右的影响，在人选上作了一些不应有的妥协，在当选的六十名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共产党仍占十四名。吴玉章是中央执行委员之一。在国民党历史上，这是一次开得生动热烈，具有革命声势的进步的大会。

　　国民党右派势力看到这种情况，四出反扑。在上海，西山会议派召开了伪二大以图对抗；在四川，右派头子石青阳另立重庆总土地党部，成天找左派党部打架寻衅；在广州，蒋介石也开始露出反动面目，制造了反革命的“中山舰事件”。为了贯彻国民党“二大”决议，捍卫三大政策和准备北伐，吴玉章不顾积劳成疾的病体，到处奔波，在黄浦军校和上海、南京等地作了多次演讲。他对黄浦学生讲道，孙中山之制定三大政策，是因为苏俄和中国共产党是最革命的，“而苏俄之所以援助国民政府，共产党之所以参加国民党，亦是光明磊落，可以说是为要促成革命成功，这是他们应有的一种责任。”他指出，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唯有帝国主义者、军阀、反动派，宜科造谣反对的。而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尚自号为革命的爱国的，也出而反对，那就可知他们是何居心了！”他在回川途中，曾经两次晕厥。在重庆住院卧床期中，仍指导着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关心着党组织的发展，组织力量对右派进行反击。5月13日，他和杨闇公介绍了刘伯承入党，还同刘伯承在社会中上层和军队中进行活动，争取了原熊克武系统下的一些师旅长同情革命，说服了黔军将领王天培等反正，改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7月底，他和刘伯承一道出川，过上海时，向党中央报告了四川局势及川军情况。8月到了广州，了解到蒋介石揽权专横，不可一世。他就提议召开一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会议，以限制蒋介石的独裁。9月，由吴玉章、宋庆龄、谭延 、孙科、徐谦五人担任主席，有毛泽东、董必武、夏曦等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以及各省区特别市及海外代表的联席扩大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了提高党内民主、反对个人独裁，发展工农运动、实行“二五减租”等重要决议。当北伐军攻下武汉后，10月26日又在广州召开了一次国民党政治争议，决定迁都武汉，中央党部也同时北迁。这两次会议及时地打击了蒋介石妄图自立中心，搞军事独裁的阴谋。

　　1926年12月8日，吴玉章到了武汉，就参加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的工作，参与主持军政大计，并具体处理革命进程各项急务。1927年1月1日起，国民政府在武汉办公，这年1月间，革命军民胜利地收复了在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贺龙等部队也在上游攻下宜昌，打通了到四川的道路。为了给武汉政府解决粮食和经费上的困难，处理贺龙所部和何键右派部队间的纠纷，吴玉章曾去宜昌工作了一个来月，发动了当地的工人运动，并把贺部调至武汉以拱卫革命中心。2月初，他返回武汉，得知蒋介石拒不执行迁都武汉的决议，擅自将途经江西的党政人员扣留于南昌，要挟国民政府迁往南昌，以及威胁撤换苏联顾问鲍罗廷。而联席会议主席徐谦，在蒋的压力下准备有所妥协。吴玉章当即表示坚决反对。2月9日，他和邓演达、徐谦、孙科、顾孟馀等五人组成行动委员会，发表了提高党权、反对独裁的宣言；作出了定期召开三中全会的决议。三中全会召开前夕（3月7日），吴玉章作了《政治党务报告》，公开揭发了蒋介石制造“三月二十日的军事行动及围俄顾问住宅逮捕海军局长等非常事件”，直至反对迁都武汉等，一系列反革命行径；痛斥了蒋介石反对三大政策的各种反党谬论。他警告说“现在我们革命的力量大了，投机的人已经不少了”，在“革命与不革命之逐渐分化”中，会有人“封建和特权思想洗刷不尽，渐渐怨他人的进步太快，使得他们快要无藏身的余地，他们会不知不觉就反对起来。明说反对共产，实际反对革命。甚至于渐渐走到反革命道路上去”。号召“提高党的权威，恢复民主的集中制，反对独裁制，速开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来解决一切问题”。吴玉章的报告，也就是随即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这次会上，左派势力占了压倒优势，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等一系列执行三大政策的决议与宣言；确立了中央党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制度；实际剥夺了蒋介石所窃踞的中央职权。吴玉章在这次会上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并兼任中常会秘书。除参与中央决策外，他还具体负责中枢机构的日常工作，是革命首都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领导人。

　　在北伐进程中，为了接应冯玉祥团在西北的部队，解除杨森所部侧击危险，吴玉章在1926年10月15日的一次会上，提议派刘伯承回川，以中央党部特派员名义全面负责四川军事运动，推动四川军阀倒戈易帜。以后，又派朱德去杨森部队工作。根据我党指示，由杨   闇公、朱德和刘伯承组成中共重庆地委的军委，由杨闇公兼书记。武汉政府成立后，又建立了一个指导和解决四川重大问题的委员会，由吴玉章负责。因而大革命中四川方面的重大活动，一直受着吴玉章的密切关注。在刘伯承任总指挥的顺泸起义发动时，他即在国民政府中力争，公开发表了给顺泸起义军以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的番号，和委任刘伯承担任军长的主张。在起义的全过程中，他一直和四川军委保持着密切的电报联系，及时将起义情况和党中央指示上传下达。这时蒋介石已经公开反动，派了杨引之（黄埔同学会组织科长）等爪牙入川收买封建军阀，调动反动武装进行泸州会剿，刘伯承在泸州坚持了四十多天战斗后，在敌人的优势兵力下被迫弃城突围。紧接着，四川军阀又在重庆群众举行反帝集会之际，进行了血腥的“三·三一”大屠杀。这次惨案中，杨闇公等党的领导人壮烈牺牲，吴玉章也被列为“宣传共产，运动赤化”的“祸首”，发出了“抄没家产，逮捕立处极刑”的反革命通缉令。当顺泸起义失败和“三·三一”惨案消息传至武汉的时候，不几天，蒋介石又在上海进行了“四·一二”大屠杀，并在革命人民血泊中，建立起他的南京反动王朝。这些反革命屠杀事件，使吴玉章极为悲愤。1927年4月23日，武汉群众在阅马场召开反蒋大会，适逢“三·三一”惨案凶手杨引之要去南京报功，立即将这个刽子手逮捕捆赴大会，群众对蒋介石判变革命莫不义愤填膺。在吴玉章的坚持下，革命法庭判处了杨引之死刑，伸张了革命正义，打击了蒋介石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武汉革命政府时期，政权初创，机构不全，外有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压力，内有蒋介石、汪精卫等已经暴露或尚未暴露的国民党右派。党内还有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在蒋介石的收买唆使之下，还相继发生了杨森部队的猖狂进犯和许克祥、夏斗寅的武装判变，真是外忧内患，矛盾多端，各项事务极其艰难繁杂。但吴玉章总是怀着一片赤忱，巨细不遗，沉着冷静地处理着各项工作，在惊涛骇浪、急流漩涡中，始终旗帜鲜明地捍卫三大政策，保护两湖工农革命运动，保护共产党人为骨干的铁军，采取一切措施回击右派的分裂寻衅。他本来是中共“五大”的代表，为了不暴露身份，没有出席在武汉召开的这次大会。但就在汪精卫集团也逐步背叛革命的时候，陈独秀却让《向导》上一篇文章泄露了吴玉章中共党员身分。在全国白色恐怖极端严重气氛中，他仍坚持斗争到最后时刻。直到汪精卫进行“七·一五”分共，他的寓所已为反动军队监视，电话已被剪除的危险情况下，他还从容镇定地去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把所经管的印信、帐目作了清楚交代，杜绝敌人可能寻找借口造谣，并堂堂正正留下信件，谴责汪精卫集团“分共”的错误决定，严正指出，这应由放弃了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负中断革命之责。

　　革命的统一战线破裂了，吴玉章立即按照党中央指示，转入革命的武装斗争。他于1927年7月15日傍晚脱险去到武昌，随即东下九江，主持国民党中央办事处，接应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去南昌。九江工作完后，他方同刘伯承乘铁路中断前的最后一班火车南下。到南昌时，正好赶上贺龙部队在作起义动员。“八一”起义的枪声打响了，南昌城头高扬着革命红旗。起义胜利后成立了中央革命委员会，吴玉章任了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他怀着继承烈士未竟之志的赤心，承担了革命起义后各种艰难繁重的内部事务，以后又随军南征，于炎天溽署中转战赣闽，并一路进行群众工作，解决大军行进中的各种需求。在汤坑一战失败后，他和所率领的部分文职人员都非常镇定，并不灰心。起义领导机关在流沙开会，决定非军事必需人员一律分散，他们还互相鼓励，决定继续斗争，坚持革命到底。吴玉章和谭平山及其侄吴鸣和一道搭民船偷渡。到达香港后，在党组织的接应和安排下，又避居上海。党中央考虑到认识吴玉章的人太多，不便在国内工作，必须尽快的去苏联，1927年10月，他和刘伯承等一道，极端秘密地上了赴海参威的轮船，再次为革命流亡离开祖国。

　　（五）

　　吴玉章到苏联，已经是五十岁以上的人了。在度过长期紧张的革命生涯之后，这次到了列宁的故乡，难得有了可以安静养病和读书的环境，能够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的条件。他于1927年冬天到莫斯科，即进了中山大学。后因病去黑海疗治，未能参加当时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1928年夏，吴玉章与林伯渠一道进中山大学中国问题研究院工作。1929年2月，又与林老、徐特立、何叔衡等入中国劳动共产主义大学（中山大学改名）特别班；1930年到海参威，在远东工人列宁学校任教；1632年任苏联科学研究院远东分院中国部主任；1933年夏回莫斯科，又任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无论是作学员或当教员，他都结合着自己的经历，如饥似渴地攻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认真学习国际共运有关文件，在思想认识上理论水平上有了很大提高。他回顾以往自己之从事革命，大半为不满现状，想改变中国落后状况，出于忧国忧民的感情和不甘受人压迫的爱国思想，对于革命前途和社会发展规律，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论武装。到苏联集中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后，真象得到一面能够透视社会和自身的宝镜，越学兴趣越浓。无论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诸门课程，他都成绩很好，得到过教员的优等评语。比如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局限性的认识，对汪精卫在大革命中变来变去的本质剖析，他都能用辩证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透过表象而见其实质。通过学习总结，他更加坚信，虽然大革命失败了，但逞凶一时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一定会得到胜利。

　　吴老出自农家，在以往的革命实践中，特别是在大革命时期两湖农民运动中，深感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大问题。在苏联，他和林伯渠一道天天去列宁图书馆查找资料，反复讨论，由他执笔写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论文，引述了大量历史和现实的农村阶级关系以及租佃、高利贷剥削的事实，剖析中国封建主义特点，以及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论证了中国革命在现阶段，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吴玉章对国内的土地革命斗争一直非常关切，为工农红军不断粉碎蒋介石的“围剿”，农村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而由衷高兴。他多次向党反映，希望能回国参加实际工作。

　　吴玉章在苏期间，除参加了联共党领导的反托洛茨基派的斗争，还以很高的热情和积极性，研究改革中国文字，以利在工农大众中扫除文盲。他研究过汉字的产生、变迁及其发展趋势，以及汉字的反切和声韵的发明。1928年，他与瞿秋白、林伯渠、肖三共同探索，拟具了拉丁化新文字的雏型；1931年又参加新文字方案的起草，并在海参威召开了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还先后写了《中国新文字的新文法》和《中国文字的源流及其改革的方案》等书，在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作了学术报告。拉丁化新文字的推行，对于当时在苏的中国工人扫盲和提高文化水平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

　　吴老一生十分重视历史科学在革命斗争中的巨大作用。在苏期间，他也从事着中国历史的教学工作，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系统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他在这个时期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程》讲义，是我国史学界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重要成果。

　　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由于日寇的疯狂侵略，引起了国际关系和中国内部阶级关系的变化，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吴老在远东时就在华工中动员反日，鼓励他们参加东北义勇军，也积极支持“一·二八”淞沪抗战。1935年8月，他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之一，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代表团在这次大会的发言中，把吴玉章列名为领导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出色领袖。吴老化名王荣，以苏维埃中国代表的身分，在8月11日的会议上作了两次发言，着重论述了建立反帝的人民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他指出“民族危机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群众对于日寇的不断进攻和南京政府不断退却投降所表现的愤怒，目前尤有急剧的增长。为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和打倒它的走狗，中国人民需要举国团结一致”。他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组织并领导扩大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以及运用这一策略时必须反对旧的宗派主义倾向。全场对他的讲话一再报以热烈的掌声。

　　吴玉章在这次大会期中，参与了《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的修订。这次会后，他即受党的委派，去巴黎着手进行扩大《救国报》工作，以加强反对法西斯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1935年11月，他乘苏联轮船出波罗的海，入比利时境时，为躲避检查，船长还把他锁在立柜里，几经周折，才秘密地到达巴黎。可他一到就遇上了麻烦问题：法国政府在南京国民党政府要求下，突令《救国报》停刊。在法共同志的帮助下，他们决定用合法斗争方式绕过这一政治暗礁。经请示领导同意，将《救国报》改名《救国时报》，照常出版，一期也没有停。在报纸改名出刊的第一天，正好是12月9日，是国内爆发“一二·九”爱国运动的伟大日子：报馆职工既为国内抗日运动的高涨而非常振奋，也意识到《救国时报》传回国去，一定能起推动抗日的积极作用。人人都更加热情奋发地加紧工作。

　　《救国时报》是我党在国外从事抗日宣传的机关报。工作非常重要，又必须及时解决各种问题，吴玉章没有居留证，而是用岳平洋、岳镇东种种假名在法国非法居住的，随时都可能遇到麻烦。为了指导报纸工作，不仅经常约同志到咖啡馆商量事情，每天还总要设法进报馆一次，处理问题。要解决报纸的印刷问题，就得在巴黎创办印刷所，要自办印刷所，还得从国内购买汉字铜模。于是筹集经费呵，远程购运呵，都要安排。在报纸宣传上，既要坚持抗日救国的革命方针，还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的检查，不让敌人制造借口，影响出版；报纸印出后，又得突破南京政府对报刊入口的限制，以便在国内扩大发行。所有这些困难，他都在党的领导下和抗日军民、爱国华侨、国际友的帮助下，一一加以克服解决。《救国时报》办了两年多，共出版一百五十二期，直至1938年2月10日才终刊。在这两年多中，它作为抗口喉舌，不断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报道国内抗日救亡运动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情况，并经常揭露蒋介石进行反革命内战和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它的言论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因而发行量增长很快，成为当时国内外同胞，特别是进步青年最喜爱的读物之一。

　　在办报的同时，吴玉章为了加强在欧洲各国的中共党员的联系，为协调力量促使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扩大，也作了广泛的工作。他于1936年1月，在巴黎召开了一次旅欧党员代表会议，在会上作了“抗日是民族统一战线——党的新政策”的报告。会上交流了各地情况和工作经验，讨论制订了组织各国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的计划。在世界学生联合会为援助中国学生抗日救国活动而召开国际青年代表大会期间，他又及时提出了既要坚持统一战线，又要保持我党的独立性、斗争性，断不能因为顾到统一战线而把自己手足束缚起来的重要原则问题。

　　吴玉章在法国秘密活动了约十个月，尽管他的行动一贯小心谨慎，又有国际友人的掩护，终于还是引起了国民党驻外使馆中特务分子的注意。为安全起见，党组织又在1936年7月召他回莫斯科。这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日益深入人心，不久，“西安事变”发生。第二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开始，蒋介石政府也感到需要为抗日作国际宣传了。在国共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形势下，吴玉章就正式的向国民党驻苏使馆申请护照，于1937年11月12日重返巴黎。在法国，他会同我党其它同志，大张旗鼓地为神圣的抗日民族战争作鼓动宣传，以争取英法美各国对中国抗日事业的同情和帮助。共产国际还特派了一位法国同志协助他工作，并号召各国支部及各国劳动人民帮助中国抗战。当时就发生过多起法国工人拒绝为日本生产和运输战争物资的罢工行动。当“九国公约”各国在布鲁塞尔开会，讨论日本侵华战争，希特勒代表陶德曼企图制造一场远东慕尼黑的时候，吴玉章又及时的赶至比利时首都，一一会晤中国出席会议的代表，向他们介绍了蓬勃高涨的抗日民气，说明苏联对我抗日必予援助，痛斥了亲日分子的议和澜言，激励他们力电南京政府反对议和。

　　为了使欧洲人民真实了解中国形势，同时也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线的斗争，吴玉章还作了多次公开演讲。在国际援助西班牙大会上，在法国“中国人民之友社”援助中国大会上，在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特为他举行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他都慷慨陈辞，作了热情而又翔实的报告。以后又将这些讲稿改定，汇编为《中国能战胜日本》的小册子，在欧洲广为散发。1938年2月，他又作为世界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的代表，出席为援助中国抗战而在伦敦召开的世界和平会议，在会上作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新阶段”的演讲。会议期中，他还同陶行知等人拜谒了马克思墓。他不辞辛劳地为抗日宣传呼吁奔走，在欧洲各国中树立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正义形象，争得了国际上对我民族解放战争的广泛同情和有力支持。

　　（六）

　　1938年春，吴玉章作为国际知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载誉回国。4月24日到武汉，受到周恩来和八路军办事处的接待，并被我党提名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当时抗战初兴，各方面的老朋友都来拜访叙旧，甚至康泽、贺衷寒这样的反共顽固派，也以留俄同学聚餐会名义邀请他。在国民党政府中居宰辅地位的张群，两次邀他作私下深谈，他知道张群是蒋介石最为亲信的智囊，说动了就会对蒋介石的决策施加影响，也就以同盟会旧友的身分，坦率地批驳了张只是依赖外援和害怕日军武力的失败论调，凯切地说：法西斯的失败是一定的，中国抗日固然需要国际援助，但主要的还是要靠自己；以中国的人力物力，只要能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发扬民主，顾及民生，一德一心，不屈不挠，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同时还诚恳表时，我党为救民族危亡，为抗日胜利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实现，愿与国民党精诚团结，共御外侮。他在武汉停留后，又于6月初回川，到了重庆、成都和荣县，一路都受到盛大欢迎。无论是军政界的头目人物或在野名流，都想从他的接触中，探知世界趋势及国际间对我抗战的态度；有的还想得知苏联是否会出兵援助，以及我党究竟如何对蒋等等。各种欢迎宴会应接不暇，甚至象黄复生、谢持等风瘫在床的同盟会时期老友，也都肩舆莅会，以能同他握手一叙为快。社会上的各种青年组织、抗日团体，更是热情地邀他去群众集会中演讲，还有报馆、电台请去谈话或发表广播演说。无论在公开场合或私下交流中，吴玉章都以鲜明的立场，坦诚的态度，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途及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力量；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及其帮助中国抗日的真诚；并时时论及社会发展的前途，阐明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是符合中国现阶段的政策，抗日一定会胜利，社会一定进步，三民主义也必将进到符合人类大同理想的共产主义。他返回荣县时，群众竟结队郊迎，还满城挂旗欢庆，吴老在群众拥戴中回到蔡家堰老家，见到了阔别十来年的老伴和后辈。他本想对乡邻给予他家人的照顾表示感谢，可是两袖清风，拿不出钱来，还是老伴杀了自养的肥猪，才办了几席水酒。荣县青年听了他关于抗日民族战争的正义性的宣传，一时间志愿参军抗日的达两千多人。没想到这件事反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认为荣县地方被吴玉章“赤化了、陕北化了”。专门派出一个调查团来荣县检查，还对地方官吏作了记过惩戒。

　　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防着吴老和群众接触，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的用高官厚禄去笼络他，软化他。在吴老由武汉回川前夕，国民党的中央社突发电讯，说什么国民党监委会作出决定，“恢复毛泽东、周恩来和吴玉章等人的国民党党籍”。根据党的指示，吴玉章一到重庆即向报界负责人声明：国民党决议不能接受。一、两党合作关系是否恢复到民国十三年之办法，并未商定；二、事前未通知我们与征求我党中央及我们的意见；三、在这恢复党籍的名单中，还有张国焘、陈独秀等已为我党开除的人，更是不能容忍。要求各报将周恩来等七人的严正声明刊出，以正视听。国民党方面慌了手脚，忙派张继等人找上吴老，转圜道歉，承认错误，后来才遮遮掩掩地由国民党中央作个间接声明而撤销了事。蒋介石碰了钉子，还不死心，竟在重庆召开第二次参政会期间，亲自邀请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恳谈”，直接出面力劝他们回国民党去作“强有力的骨干”。周恩来等当场批驳了“溶共”的谰调。蒋介石却聒絮不休，纠缠达五六小时之久，还特别对吴玉章说：“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吴老当即作了有理有节的回击：“我相信共产党，是相信马列主义社会科学的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不能动摇。如果二三其德，毫无气节，你也会看不起吧。”

　　当时的国民参政会虽然还不是民意机构，我党从团结抗战的利益出发，还是很重视这个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在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吴玉章在参政会中广泛联系着爱国民主人士和国民党某些开明之士，共同酝酿提出推动抗日战争、推进团结进步、保护人民利益的提案。由于坚定灵活地贯彻了党在统一战线上独立自主的方针政策，每有比较民主进步的提案，总能争取到四五十人的联署，而在讨论通过时，常常获得半数以上的赞成票。比如邹韬奋等七十四人联署的《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的提案，就是在我党代表的赞成下得以通过的，打击了国民党的文化统制措施，使反动派大为狼狈。吴玉章也因在参政会期中，每天不停的紧张活动，再一次积劳成疾。

　　1938年9月，吴玉章第一次到延安，参加我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听了毛主席《论新阶段》的报告，讨论制定了我党领导抗战的新方略，并在会上作了国际对抗战的同情和国际宣传的发言。这次会上，他被增选为党的中央委员。11月，他回陕甘宁边区工作，先后担任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会长、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中苏文化协会延安分会会长、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会长等职务。为了建设边区，为了反击反动派的反共摩擦，他昼夜辛劳，作了许多热情洋溢的报告，写了不少正气凛然的文章。边区政府常以吴老为榜样教育青年，为他的革命生平办过展览。1940年1月15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还补行了一次宴会，庆祝他的六十寿辰。各方面人士都来祝贺，成了陕甘宁边区少见的热烈而亲切的喜庆。毛主席亲临祝酒，说：“从同盟会中留下到今天的人，已经不多了，而始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的更没有几个人了。要这样做，不但需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种恶势力恶风浪，例如死的威胁，饿饭的威胁，革命失败的威胁等等。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经过这样无数的风浪而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他的这方面的好处，但特别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一件事，这是我们党的光荣，这是中国革命的光荣。”李富春同志代表党中央诵读了祝词，赞颂说：“你是中国革命的老前辈，是中国共产党的老布尔什维克。你对党对人民解放事业的忠诚，你的崇高人格，你的高尚的革命道德，你对党对人类真诚的热爱，你的艰苦耐劳认真切实的作风，你的谦虚和蔼的态度，将永远成为所有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的模范。”这次会上不但有延安各界各群众团体前来祝贺，就是国民党派驻在延安的官员也来表示敬仰，称他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人物”。

　　由于吴玉章在国民党人士中也有很高威望，当抗战出现逆流，汪精卫叛国投敌，蒋介石制造摩擦，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他在延安都作了严正的鞭挞和声讨。他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就是一篇精采的檄文，他痛快淋离的揭露了蒋介石统治的反动腐朽：

　　“征兵则上下舞弊，待壮丁如囚犯，迫人民为盗匪，统制则党官包办，危害民生，摧残实业。发国难财至万万元，讨小老婆至八九个，统制外汇则统制于一家妻子之手，管理贸易则垄断于少数党官之徒。动委会百事可为，三青团无恶不作。压迫青年则有集中营，制造摩擦则有训练班。暗杀起于陪都，特务遍于乡里。长安市上，鸡犬为之不宁，咸榆途中，行人为之裹足。一部分国军不攻敌而攻边区，枪口不对外而对自己。贩鸦片烟，造假符号，出自堂堂专员；组织暗杀，破坏边区，派来处处县长。排异已则有功不赏，搞私党则有罪不罚。选官授职以党籍为标准，用人行政以爱憎为衡权。”指斥蒋介石“不但保存了欧洲中世纪封建统治的一切罪恶，而且吸收了资本主义最后阶段——法西斯蒂的腐朽东西。旧的流氓、新的特务，两相结合造成了古今中外罕见的黑暗政治”。

　　吴老由于过度的劳瘁，1940年冬天，几乎一病不起。在这年12月12日的《新中华报》上，出现了吴老“积劳病重”的报道：“吴玉章同志虽年逾六旬，体质衰弱，但仍积极从事于延安文化界之领导工作。并为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改革中国的落后方块文字为新文字拉丁化，曾亲身创办新文字训练班，终日辗转于学员之间，费尽心血。孜孜改正各学员错误之发音，循循解答各学员提出之疑问，即课间余暇，其住室内亦永远为人拥塞。但吴玉章同志始终一本‘诲人不倦’之态度，呈年高力衰，精神疲惫不支，亦无时表出厌倦。致连日积劳过度，身染重疾……吴玉章同志虽病势沉重，精神昏迷，但于呓语中，仍无时不念念于未竟的革命事业，当前的国内团结，抗战的光明前途，及其一年培植开拓的新文字拉丁化的工作。”

　　吴老的疾病在党和人民的关切下，终于痊愈了。但当时边区遭到蒋介石的封锁，经济生活严重困难。他病愈后也响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参加些力所能及的生产活动，1942年7月，他同朱德、徐特立、续范亭、谢觉哉诸老参观八路军的垦荒屯田，并在南泥湾休养了三个月，写了热情的诗篇赞颂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南泥湾精神。回延安后，他又积极的投入了整风运动，认真学习整风文件，以理论联系实际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严肃的写了几次思想总结。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共产党改造了我的思想》一文，就是整风中收到很好反响的思想小结之一。

　　1945年5月，吴老在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闭幕式上作了演说，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七）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于1945年8月到达重庆，经过四十多天的谈判斗争，使蒋介石被迫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记要”（即“双十协定”）。12月16日，吴玉章作为我党派出的政协代表，在周恩来率领下，赴重庆参加政协会议。

　　政协会议是场特殊的尖锐复杂的斗争，既要坚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使人民得到的权利不至轻易丧失，又要为争取和平，争取广大群众特别是中间人士的同情，以击破反动派的造谣污蔑，在谈判中作一些必要让步。吴玉章不仅洞悉蒋介石的独裁野心和伎俩，对参加政协会议的各派代表都有过程度不同的的交往，因而无论在会上或会后，在全体会议上或分组会议上（他参加宪法草案组），他都能积极活动，不断的争取中间派，有原则有分寸地同反动派作斗争。由于我党代表团既据理力争又合理让步，最后通过的政协决议案，得以相当程度上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蒋介石的反动独裁。政协决议公布后，国统区人民普遍感到宽慰，以为和平民主的阶段可望到来。谁知决议的墨迹未干，国民党特务就大打出手，在重庆相继发生了较场口事件、沧白堂事件和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事件等暴行。我党代表团顶住了这股逆流，特别是重庆《新华日报》坚守阵地，毫不退缩，在报道解放战场胜利消息和揭露蒋介石内战阴谋和特务暴行方面起了有力作用，团结教育了人民，使得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反内战运动很快就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要“还都”南京，中共中央代表团也须东迁，党中央决定在重庆成立中共四川省委。1946年4月30日，周恩来离开重庆时，就在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了省委会，介绍了吴玉章是省委书记，王维舟是副书记。但要用中共四川省委名义作公开活动，还得和国民党作番斗争才行。5月19日在北碚开张自忠殉国纪念会，吴老就撰写了一副挽联：“已使日寇灭亡，忠魂可慰；再令生灵涂炭，民命何堪！”用中共四川省委的名义送出，挂在灵堂中最显著的地方，各报纸纷纷加以报道。这就既抨击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恶行径，又为省委的公开争取了事实上的合法地位。

　　吴玉章领导下的四川省委，象雾都灯塔一样，屹立在反动派经营了多年的老巢之中。随着国民党内战步伐的加快，时局日益恶化，省委处境也越发困难。正当反动报纸天天造谣，或说王维舟已到川北搞武装，或说我党要在重庆搞暴动的时候，1946年6月，反动派撕毁政协决议，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7月11日和15日，民盟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遭到特务暗杀。在法西斯恐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省委经请示中央和在南京的周恩来和董老，决定组织缩小，王维舟等领导骨干分批疏散撤离。吴老一批一批的送走干部回延安，同时去电中央“无论如何，坚持到底，要保存这一敌后的保垒。危险是危险，至多不过牺牲，我们不怕牺牲。”吴老自己就是这样作思想准备的。他还说：“有什么乱子，我去顶住，顶多是牺牲，牺牲也值得，我也就应该负起这个责任。”由于以吴老为首的四川省委（王维舟撤退后由张友渔兼副书记）坚持留渝撑持危局，不仅我党公开机关的工作人员心雄胆壮，在国统区的西南半壁中，也起了稳住人心和革命阵脚的作用。

　　在李（公朴）、闻（一多）被刺，重庆白色恐怖紧张万分的日子里，为了打击国民党的反动气焰，省委决定团结重庆各方面力量，筹备一个盛大的李、闻追悼会。适逢张群为查讯李、闻一案滞留重庆，他对特务系统有所不满，又还想在群众场合中捞点政治资本，吴老就和一些民主人士商议，决定接张群来作领衔发起人。经过一番活动，大会果然这样的按预想召开了。张群还被推到大会主席地位，使特务不便当场肇事。追悼大会上，吴玉章和民主人士胡子昂等讲了话，会场情绪非常激越悲愤，是一次成功的对国民党法西斯罪行的声讨会。

　　国统区的人民运动，是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吴老领导下的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就是这条战线西南战场上的指挥部。它高举着和平民主、独立解放的正义之旗，每天都在传播革命真理，激励人民斗争。重庆学生反内战、反迫害争民主的斗争，此伏彼起，迭起高潮。1947年1月，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美军暴行的运动。反动头目焦头烂额，派出军警特务凶殴学生宣传队，造成两次严重血案，特务暴行更加激起人民愤怒，全市学生发动总罢课，各界人民争相声援，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和市长张笃伦只好来吴老面前哀鸣，说是《新华日报》登载鼓动学潮的消息言论太多，学生逼得他们受不住了，希望能“帮助”制止学运。吴玉章严肃指出：“学生们的‘抗暴运动’，出于爱国至诚，绝非哪个人鼓动起来的。他们的行为是正义的，谁也不该去制止。”并说：“你们只有依法惩办特务，才能平息学生们的愤怒。”使他们只得怏怏而去。学运的蓬勃发展，又促进了整个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农村四处民变蜂起，工人罢工斗争愈演愈烈。具有进步倾向和爱国思想的人士，越来越坚定地团结在我党周围。在1946年6月，重庆各界人士要和平、反内战的签名运动中，不仅有大批知名人士参加，连所有的教会都发动起来了，到11月，蒋介石准备召开伪国大期间表现得就更为明显。国民党为了装点门面，不惜用官职和金钱对中间人士进行收买，特别是处心积虑地想拉民盟下水。民主同盟主张澜是吴老的旧友，他住在重庆“特园”期间，吴老多次和他作亲切交谈。吴老分析了民盟致力调解国共关系的活动之所以失败，归根到底在蒋介石坚持其独裁与分裂的方针，而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更是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的一个决定性步骤。因此希望他断然拒绝破坏政协决议的任何举动，决不能参加伪国大。张澜接受了我党的意见，不但当面向吴老拍了胸脯，请他放心，还两次向南京打电话，坚决表示：民盟决不可以参加伪国大！结果蒋介石尽管披上了“总统”尸衣，政治上却更加孤立。就在伪国大闭幕之后，1947年1月，重庆《新华日报》举行成立九周年纪念会。考虑到报纸经常被扣，报童挨打，红岩附近到处有特务“盯梢”，原计划只邀请少数客人参加，没想到当天到会的人竟达五百多人，开成了规模空前的盛会。其情其景，真如吴玉章题词所表述的：“千万人民的正义呼声，胜过独裁者的百万雄兵。”

　　伪国大之后，吴老预见到反动派势必要最后关闭和谈大门。在日趋险恶的环境中，为应付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他深深感到必须对干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特别是革命气节教育。为此，他特地把毛主席的一些文章和党中央若干文件，编成《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小册子发给大家学习。在辅导学习中，他多次演讲，历述我国著名民族英雄和革命志士的事迹，当讲到他们如何慷慨就义之时，每每情绪激昂，声泪俱下，全场人无不为之动容。由于事前有精神准备，当反动派突然袭击，于1947年2月27日深夜，出动军警包围了《新华日报》馆和我党在重庆的公开机关时，全体同志都表现得坚强镇定，胜利地经受住了这场考验。吴老更是坚持共产党人立场，保持革命气的光辉典范。他在反动军警蜂涌入室，剑拔弩张的威胁下，面斥国民党警备司令孙元良：“我们要坚守我们的岗位，不怕任何压力。我现在已是近七十岁的人了，从同盟会辛亥革命以至现在，一切革命运动我都参加过。自参加革命以来，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我常想得一适当的死所，此地或者就是了。人谁不死？只要死得有价值，死一人可以激励起千万个人来。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有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的，我要为革命党人共产党员保持最高尚的人格！”当时吴老住在曾家岩联络处内，隔着嘉陵江就是国民党的兵工厂，当有特务污蔑我党称兵作乱时，他立即声色俱厉地反问：“对面就是你们的兵工厂，数月以来，日日夜夜在赶造军火，请问这是干什么的？你们到处征兵征粮，急如星火，把一切交通工具全作军运，一切都是战争状态，谁要打内战还不明白吗！”使得特务官员狼狈不堪。吴老在危难中时时想到同志，不顾特务监禁，在27日当晚就和被禁同志见了面，给了他们巨大鼓舞。他还坚持要求与《新华日报》负责干部见面，听取省委各单位的情况汇报。3月2日，报社负责同志在特务监视下来到曾家岩吴老处，可是特务却气势汹汹地规定：“只许讲四十五分钟！”吴老立加喝斥：“我们不是囚犯，难道连讲话的自由都没有了吗！？我准备讲三个钟头，要趁我还没有死，把话讲完。”特务被他们正义精神所震慑，也就不敢作声了。吴老听了汇报后，勉励他们：“不要怕任何压力。我们牺牲一个人，会有一千个、一万个人来代替。”还要他们回去转告给在监禁中的同志们：“要团结得象钢铁一样！”

　　无论是被包围在曾家岩或红岩村方面的同志，确实如吴老嘱咐的那样：“团结得像钢铁一样！”不管特务是用“机枪点名”、“活埋”、“关集中营”进行威胁，或是“愿回家者可以发路费、安家费”的分化利诱，全都不为所动。在反动武装的枪口下，镇静如常，照旧的学习唱歌。吴老还利用各种间隙，向围困中的同志讲革命故事，讲先烈事迹。不仅同志们感奋泣下，连那些执行监视任务的国民党士兵也情不自禁的围过来听，颇受感动，有个连长还恭敬的来请他签字。吴老和同志们团结一致的斗争，最后连孙元良和重庆的一些报纸，都不得不表示钦佩。

　　省委和报馆的同志们在拘禁中战斗了一周，他们相信党，相信共产主义的正义事业，也相信吴老，谁也没有任何的畏怯或动摇。经过党的多方交涉和全体同志的顽强斗争，终于在3月8日9日两天，由吴老率领着同志们全师而还，高唱凯歌回到延安。

　　吴玉章等同志回延安时，是在胡宗南部队猖狂进犯陕北的时候。所以又很快撤离延安，经过一段艰苦行军，到了晋绥的后甘泉，在戎马倥偬中参加中央法制委员会的工作；经过六个月的讨论草拟，在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声中，写出了一部人民中国新宪法的初稿。10月又去双塔参加四川干部训练队的开学典礼。见到同志们摩拳擦撑，准备打回四川，他也兴奋的向中央递了请战报告，表示“我虽年已届七十，仍愿请缨杀敌，如能以刘邓陈谢大军之一部，交我与王维舟同志率领，向西南前进，则正在水深火热中之人民，必箪食壶浆以迎，不难在西南各省创造新根据地。”他垂老请缨，不仅是解放战争期中的佳话，也确实给了广大官兵以精神鼓舞！

　　由于解放战争发展很快，全国胜利在望。1948年，中央决定将原属晋察冀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原属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任命吴玉章为校长。8月，华北大学成立于河北省正定。吴老根据中央指示指出：华北大学的任务是培养革命和建设人才，必须以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办学治校的指导思想。要求毕业学生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战争，实行社会革命（土改和组织农民发展生产）和搞好城市工作（学会管理城市，发展工商业）。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下，这所大学为迎接全国解放，向各条战线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况有三千诸弟子，东西南北立功勋。”在谢觉哉写给吴老的诗句中，高度评价了他为革命办教育立下的功劳。

　　全国解放之后，建国伊始，各方面需人孔急，在华北大学的基础上，中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仍任命吴玉章为校长。吴老向中央表示：自己非常乐意担任教育工作，愿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培养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才而竭尽全力。尽管他当时已属高龄，开国以来，他总是意气风发地主办着这所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他为适应建国以后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新形势，突出地提出了培养建设人才的新任务。在1950年10月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他明确提出，人民大学学生应该成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掌握最新科学成就的专家。要求学生既要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又要精通业务，掌握从事和领导经济建设的技能，他坚持在教学中要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反对任何的割裂和肢解。他一贯重视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校的科研水平；十分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和严肃活泼的校风校纪。在学校领导工作中，他作风民主、谦虚大度，重大问题总是由校党委和校务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而一经研究确定了的事情，他就认真贯彻执行。他总是亲自检查每个新学年的准备工作，一丝不苟，使学校年年做到9月1日上午8时准时开课。他亲自审订学历，审阅修改自编教材，非常关心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成长；他经常深入教学第一线，直接到课堂听课，参加学生讨论，指导学生搞社会调查。直到八十三岁的高龄时，还上台为师生讲授党史。从人民大学的开办到“文化大革命”前，学校共毕业了七万多学生，这些毕业生的大多数，是现今我国政治理论、经济管理和社会科学等方面的骨干和活跃力量。吴老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真是鞠躬尽瘁，呕尽心血。

　　吴老还担负着繁重的党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各种领导工作。他是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为了简化汉字，大力推广普通话，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一直辛苦努力到最后一息。他还是全国教育工会主席，中国自然科学普及协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从1954年起，历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吴老勤奋学习，治学严谨。他在1959年时给自己写了一个座右铭：“我志大才疏，心雄手拙。好学问而学问无专长，喜语文而语文不成熟，无枚皋之敏捷，有司马之淹迟。是皆虚心不足，钻研不深之过。年已八一，寡过未能。东隅已失，桑榆非晚。必须痛改前非，力图挽救。戒骄戒躁，毋怠毋荒。”1960年又写诗自励：“春蚕到死丝方尽，人到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为范畴。”他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即使在休养期中，仍是孜孜不倦地学习和写作，毛主席曾经鼓励他：“和你同时代的人，有的消极了，有的反动了，有的叛变了，而你始终跟着时代前进，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你要把这些经历写出来。”1961年，他撰写的《辛亥革命》一书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之际出版了。他本着史实务求其真实，评价务求其公允的精神，对辛亥革命的历史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在国内外史学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晚年又相继发表了许多革命回忆录，不但对于研究近现代中国革命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也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教材。

　　吴老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对人对事，总是正直无私，主持公道。人民大学的历次政治运动，不免受过过“左”的影响，也曾发生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严重伤害同志、伤害知识分子的错误做法。他对此曾严厉地进行过批评。无论是三反五反、肃反和反右派斗争，他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抵制或批评过扩大化倾向，保护过一些干部和教师。如在全国清查“胡风分子”的时候，他在人大教师谢韬已被点名的情况下，还出于信任同志，爱护人才的心情，把他接到家中去写“检查”。何干之同志也差一点爱到牵连，也是由于吴老认真而且慎重的干预，才得幸免。1957年反右扩大化，他听到在青年人中也划了不少右派，感到很难过。特别是对教学和研究工作颇有成绩的青年教师只因对领导提了些意见就被划为右派，他更觉得惋惜，一再感叹说：“年轻人讲几句错话，主要在于教育，我们党应该有这方面的政策，思想问题只有通过思想工作来解决。”他对大跃进中刮共产风和说假话的现象非常反感。他回家乡视察公共食堂，当地干部给他布置个假现场，他事后知道受了骗，很是生气。听说有的干部是为害怕挨斗才跟着搞浮夸的，就特为带信叮嘱：“种庄稼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就是批判你也要说真话。”1959年反右倾时，他对人民大学划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很不赞同，1962年时就坚决主张张甄别平反，不留尾巴。他曾经很沉痛的向成仿吾谈到，“人民大学以前是办得好的，从1958年后就办得不好了，特别是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和1960年的‘教学检查’，错误地批判了一批好同志。把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办学和教学骨干打倒了，靠谁来办学呢！？”说时，竟难过地哭了。

　　吴老在道德操守上，高风亮节，光彩照人，高度完美的结合了共产党人的革命品质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几十年的战斗中，不管遭过多少挫折，他总是不灰心，不失望，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直至被人慨叹为“愚不可及”而毫不反悔。他在追求、捍卫真理上忠贞不二，要求极高极严；生活则总是艰苦朴素、淡泊自甘。他是1896年同夫人游丙莲结婚的，然而毕生奔走革命，席不暇暖。颠沛流离中，每每要隔一二十年才能回家一次，但他始终忠实于僻居乡下，勤俭持家的妻子。他于1938年回荣县时，有个政府官员挑衅地说共产党“共产共妻”。他当即反问了一句：“我就是共产党员，你看，我象这样的人吗？”这个反动家伙顿即哑口无言，还遭到了在场人的共同指责。1946年10月，夫人在乡下逝世，他写了一篇文情并茂的祭文，对他在贫贱中操持家务，抚育子女成长，使他从事革命而无家室之累表示了深挚的哀悼。他有一子一女，儿子吴震寰继承了他的志愿，在法国学水电工程，是1930年入党的共产党员，在法国和苏联作过多年的水电工程师，抗日战争回国后，又先后在四川的长寿、灌县和东北的小丰满任水电工程师，成都解放前夕因病开刀，可疑的死在了手术台上。解放后，吴老并不因身旁别无亲人，让女儿留在北京，而是勉励她在家乡参加劳动。在吴老的影响和感召之下，他的后辈和家乡的一些青年，在革命战争年代，一批又一批的奔赴延安，或在四川投入地下斗争。解放后，他对这些后辈总是既热情关怀，又严格要求，不允许有任何的特殊化。至于他自奉的严谨，就如谢觉哉赠诗所形容的：“高洁不肯染纤尘，垂老犹然日省身。”他一生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甚至茶都很少饮用。每天6时起床，工作总至深夜，他的保健伙食，从不让家人共享。如果菜肴稍弄得多了些，他动箸之前一定要先为分开，以免浪费。平常布衣布鞋，补了又补，直到逝世之前，还使用着南昌起义时保留下来的一只皮箱和一条军毯，还在穿延安时代的旧衣和老羊皮袄。对于人大常委会发的办公费，学部发的研究费，他都是一律退还；外宾送的礼物，一律交公。即使偶有稿费收入，也总是用来抚养烈士子女，接济有困难的同志，或捐助给农村公社去办公益事业。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人民大学是首先受到冲击的重点单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恶浪泛滥一时。高龄老耄的吴玉章，仍然象中流砥柱，多次仗义执言，挺身而出，竭力护卫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打击诬陷的革命干部，当听到人大副校长郭影秋遭野蛮批斗，还被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时候，他气得嘴唇哆嗦，不住用拐杖猛敲地面，恨声说：“反革命！他们才是反革命！”成仿吾同志在山东受到冲击，有人去吴老处了解情况，他斩钉截铁地说：“成仿吾是好同志，是我们党的老同志。”在大混乱中他对毛主席赤胆忠心；同样，对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尊敬信赖，决不因一时的风浪而动摇。在他最后一次出席党的中央会议——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毫不犹豫地圈选了刘少奇、邓小平为党中央领导人。事后还针对街头大字报的黑浪说：“我就是画了圈。那是党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的名单嘛。毛主席点了头的嘛！以后碰到，我还照样画。”充分表现了他刚直不阿、无私无畏、决不“二三其德”的宝贵品德。

　　1966年10月底，吴老在北京东四六条的住所，还最后接见了一批要外出考察的人民大学学生。当时他已经满头银发，起坐都必须撑着拐杖，但炯炯的眼神仍然深沉锐利，他在接见时曾一动不动的在沙发上坐了很久，后来才别有深意的讲起喻云纪与汪精卫、陈璧君之间的一场冲突。吴老说，汪精卫早年追随孙中山，但从来就好出风头，好走极端，他执意参加暗杀摄政王活动，事泄被捕，成了举国瞩目的大英雄，同盟会员们也都很崇奉他。其实他是对革命失去信心，才去冒险的。而踏踏实实准备这一个行动，真正有功的喻云纪，却被陈璧君污蔑为“怕死”。喻云纪为此很苦闷，对吴老说：“谁怕死，将来的事实会证明的。”果然，在黄花岗起义中，喻云纪一马当先，所向披靡，最后英勇就义。而堕落为汉奸的汪精卫、陈壁君，实实不齿于人类。吴老讲罢，严肃的望着这批青年，一句一字地这么说：“历史是很复杂的。喻云纪就受过天大的委屈；历史又是很公正的，汪精卫、陈璧君到底还是露了原形。不要看有的人一阵子多得势，多行时，最后才弄得清楚哩！看问题，就要学会看历史，看历史发展。”说到这里，吴老拿过拐杖，用力的点了两下地板。

　　据参加过这次接见的学生吴廷嘉、沈大德回忆：尽管吴老当时是讲历史，但他们意识到革命老人在为被害的干部和群众鸣不平，暗示着在文革中得势行时的家伙中有新的汪精卫和陈璧君。吴老在残年中发出的并非摇曳着的烛光，而是象丹柯一样，把心掏出来作为火炬，把他用毕生心血提炼出来的真理传授给了年轻一辈。

　　吴老在这次接见后病倒了。尽管他是举世景仰的革命前辈，年迈体衰，生活上需人照顾护理。可他在病中听到的却是“老走资派”、“黑线人物”的种种诬蔑，后来还是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才能在动乱中住进医院，暂避这打倒一切的恶风。然而他为各级党政机关和文化教育单位横遭摧残而忧心如焚，不胜悲愤。病中又乏人照顾，以至跌成骨折，继而又患肺炎，终至于1966年12月12日不幸逝世。时年八十八岁。（《吴玉章传》写作组）